王雨辰：論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及其理論效應

   摘  要：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主要包括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自然觀的闡釋、對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批判以及“自然的解放”的思想三個維度，其特點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歸結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主張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一種以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為目的的實踐唯物主義，并秉承一種以實踐為中介的實踐自然觀。在此基礎上，他們對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根源與後果展開了分析，指認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是資本追逐利潤和維系政治統治的工具，其必然結果是人的身心、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和生态危機。解決生态危機的關鍵就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使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自然擺脫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支配從而實現“自然的解放”。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堅持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學說、曆史分析法和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自然觀的闡釋，把技術理性批判、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與生态批判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使人的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擺脫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支配，實現人與自然的解放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同發展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彰顯了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的理論穿透力和理論效應。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生态批判

生态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理論論題。他們的生态批判理論主要包括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和自然觀的解釋、對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批判和“自然的解放”的思想三個維度，部分論者甚至把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态批判理論看作是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①對于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态批判理論及其理論效應，我國學術界還缺乏系統的論述和研究，而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自然觀的闡釋

強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區别，反對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解釋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是法蘭克福學派解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特質的共同點。

弗洛姆根據《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的相關論述，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的特質總結為如下四點内容。具體說：第一，馬克思反對那種機械的和脫離曆史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說過“曆史唯物主義”或“辯證唯物主義”這種字眼，隻是強調自己的辯證法與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從意識出發不同，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人出發，強調應當考察“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②，堅持物質資料的生産方式決定了曆史發展的基本進程，從而與唯心主義曆史觀區别開來；第二，馬克思強調他總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動、人的實踐，而不是像舊唯物主義那樣僅僅立足于感性直觀去理解和把握對象和實現，又不同于唯心主義脫離社會物質條件去把握人和曆史。因此弗洛姆認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既不是唯心主義，也不是唯物主義，而是人本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綜合”^③；第三，必須反對和澄清對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流行的誤解。這種流行的誤解主要根源于對“唯物主義”這個術語的誤解。“唯物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唯心主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當這兩個術語運用于說明人的态度時，“唯物主義者”主要是指滿足于物質追求的人，“唯心主義者”主要是指受一種精神或道德動機所支配的人；而作為一種本體論的哲學術語，“唯物主義”主要是指物質決定精神的觀點，“唯心主義”則是強調精神創造和決定物質的觀點。正是因為混淆上述不同的含義，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被解釋為如何獲得金錢和物質享受，進而把解釋曆史的關鍵歸結為是否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這實際上是把曆史唯物主義歸結為一種論述人的動力和激情的心理學理論。弗洛姆認為這是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曲解。因為曆史唯物主義完全不是一種把人的欲望歸結為如何獲得最大利益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從分析生産方式和社會制度的性質出發，認為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使人們産生了對金錢和财富的欲望，從而造成了人的異化生存境遇。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是立足于生産方式的決定作用，從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這一目的出發，以反抗異化和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為目的學說；第四，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始終聯系人與人的關系談論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強調人類是自己曆史的創造者，人類在創造曆史的過程中既受制于自然，又改變自然，而人類與自然關系的中介就是勞動。正是以勞動為基礎形成了生産力、生産關系和社會意識形态，曆史變革的動力在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從而使人類社會呈現出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發展過程。弗洛姆特别強調，隻有當生産力高度發展和破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人類的史前時期才逐步結束，從而進入到真正的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的時期。基于以上認識，弗洛姆認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盡管從哲學的意義上可以被稱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但馬克思對本體論問題并不感興趣，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關注的是以勞動為基礎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通過揭示曆史發展的内在動力，如何反抗和克服異化，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問題。

霍克海默爾是通過論述“批判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區别來闡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特質。他認為，傳統理論按照數學演繹和經驗歸納的實證主義方法，把研究對象從社會生活整體中割裂開來進行分門别類地研究，實際上是把理論活動看作是對事實的描述和獲得可以為經驗所能證僞的知識，以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需要，其功能在于為社會現實辯護。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在辯證邏輯的支配下，對社會現實展開質疑和批判，通過把握社會發展的總體性質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以變革社會現實和實現人類解放為目的的理論。霍克海默爾進一步對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唯心主義作了區分，認為與唯心主義沉溺于主觀精神世界談論形而上學，進而把社會問題劃歸到改善人類生存境況次要地位不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是在堅持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不再僅僅關注于世界觀或人的靈魂的問題，而是關注如何通過變革改變使人類受苦受難的社會具體條件。也就是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不是從純粹的理論動機中産生的，而是從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社會需要中産生的，是一種通過對制約滿足人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社會條件展開經濟和社會批判，從而變革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批判理論。在此基礎上，霍克海默爾明确肯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學說對理解當代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價值，并批評了當時把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政治實用主義化、經濟決定論化和實證主義化的傾向，批評這種經濟主義解釋僅僅按照經濟的法則而不是辯證思維來預測曆史的變遷過程，導緻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實證化和庸俗化的結局。霍克海默爾由此認為應當在堅持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經濟分析法的基礎上，破除對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經濟決定論的解釋，才能恢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批判本性。

施密特反對當時流行的按照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異化和人道主義思想解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做法，主張立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立場，根據馬克思的中後期著作來闡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内涵與特質。施密特既反對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等同起來的做法，又反對割裂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内在聯系的做法，認為“決定社會曆史前進的根本因素乃是人類直接生活的生産與再生産的方式這理論，是以哲學唯物主義為前提的”^④，強調馬克思與舊唯物主義的關系經曆了從認同、批判到超越的發展過程。從認同的維度看，施密特認為主要體現為馬克思高度贊揚法國唯物主義把洛克的感覺主義認識論轉變為一種唯物主義的社會理論，并指出法國唯物主義已經成為現實的人道主義學說和共産主義的邏輯基礎；同時又吸收了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費爾巴哈對感性和自然的強調既成為馬克思形成它的曆史理論的基礎概念，又為馬克思奠定唯物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出發點。因此，馬克思“把自己的理論稱之為‘唯物主義的’，這不隻是吓唬資産階級的一種不客氣的迫不得已的修辭手段，而是這種理論在嚴格意義上終究是屬于唯物主義哲學史的”^⑤；從批判和超越的維度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又超越了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這主要體現在：第一，與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脫離實踐和人類曆史抽象地談論自然不同，馬克思盡管承認外部自然及其規律對人類實踐和人類曆史的先在性和優先性，因此那種“把唯物主義的曆史純粹看作是一種内在思想的發展，那麼這種人一開始就走錯了道。”^⑥這是因為馬克思所談論的自然是被人類實踐和人類曆史中介過的自然；第二，與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僅僅用感性直觀反對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不同，馬克思“不僅把感性直觀，而且還把整個人類實踐導入作為認識過程的一個構成環節中去，……象費爾巴哈一樣，馬克思也講到‘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雖然，他那時加了這樣一個批判性的保留：一切這種優先地位隻能存在于中介之中”^⑦。施密特由此認為，與舊唯物主義脫離人類實踐和曆史，抽象地考察世界的本原問題，主要體現為一種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哲學不同；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強調以人類實踐為中介，曆史地考察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非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基于以上認識，施密特批評了第二國際和蘇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解釋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的做法隻看到了馬克思同哲學唯物主義的聯系，卻看不到馬克思對哲學唯物主義的超越，無法真正闡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的理論特質。

以盧卡奇等人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解釋為以人類實踐為基礎，關于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關系，以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為目的的現代形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并由此提出了“自然”是一個社會範疇的命題。法蘭克福學派繼承和發展了盧卡奇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上述觀點，提出了他們的實踐自然觀。霍克海默爾不僅強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一種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的社會批判理論，而且批評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基礎的傳統理論看不到自然的社會和曆史的性質，反複強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所談及的“自然”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社會和曆史中的自然。“我們在周圍知覺到的對象——城市、村莊、田野、樹林，都帶有人的産用的印迹。……感官呈現給我們的事實通過兩種方式成為社會的東西：通過被知覺對象的曆史特性和通過知覺感官的曆史特性。這兩者都不僅僅是自然的東西；它們是由人類活動塑造的東西”^⑧。弗洛姆在論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的特質時，強調“十九世紀末所盛行的唯物主義認為，真實的存在是物質，而不是思想，與這種機械唯物主義相反（這種機械唯物主義也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基礎），馬克思并不注意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把一切現象都理解為現實的人類活動的結果”^⑨。也就是說，人的實踐活動不僅創造了人自身和人類曆史，也決定了人類曆史和自然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系；施密特既批評以第二國際和蘇俄馬克思主義錯誤地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解釋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脫離人類實踐和人類社會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的觀點；又批評當代實證主義者和解釋學借口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不同研究方法，在人類社會曆史和自然之間各執一端的錯誤做法；也不贊同以盧卡奇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的自然是一個社會範疇的命題，把自然消融在社會中的做法，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是以實踐為雙向中介的辯證統一關系。施密特認為，馬克思明确指出所謂“自然界和曆史之間的對立”是“意識形态學家們制造出來的，這是由于他們從曆史中排除掉人對自然的生産的關系”^⑩。馬克思一方面強調人類社會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和發展，自然史與人類史是存在着區别的，既不能把人類史溶解于純粹的自然史中，也不能把自然史溶解于人類史之中。但是人類社會和自然是以實踐為基礎的雙向中介關系，使得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呈現出“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施密特由此把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所謂“第一自然”就是“作為與人對立的物質，僅僅是與人的活動目的有關的而尚未經創造的物質”^⑪，堅持“第一自然”就是要求反對像盧卡奇那樣把自然完全消溶在社會，堅持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立場；所謂“第二自然”則是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以實踐中介過的“自然”，作為這一中介的實踐的目的不僅要受曆史的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而且必須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基礎和前提。施密特基于對自然和社會是一種相互中介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提出了“社會存在向自然物質的退化”的命題和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概念。所謂“社會存在向自然物質的退化”，就是指由于随着一定社會關系和社會形式的變化和消解，使得由人類勞動賦予給自然物質的社會形式也随着消解，并從社會存在重新退回到自然物質。在他看來，人類是以自然界的客觀性為基礎，通過創造性的勞動使“自在自然”變成“為我之物”，從而形成了自然物質的使用價值。但是由于人類所創造的“第二自然”本身的缺陷使得使用價值無法真正為人的目的服務，這就會出現“人化自然”向“自在的自然”倒退，即社會存在向自然物質的退化的現象，他由此根據這一現象說明自然和社會、主體和客體在勞動基礎上的同一性中包含着非同一性，始終強調自然的基質的存在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立場。他還借用和改造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家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等自然科學家提出的“物質變換”概念，進一步說明自然與曆史之間的辯證關系。馬克思突破了自然科學僅僅從生理學模式把自然描繪成不斷轉換和物質變換過程的缺陷，進一步從哲學上把“物質變換”概念改造成為表征人與自然關系的概念，馬克思對“物質變換”概念的借用和改造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自培根以來必須從對人的效用性看待自然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把“物質變換”置于社會生産的整體和過程中予以解釋，并超越了啟蒙主義不能把從勞動上升到分工以及随之規定的階級分析的必然性的缺陷，運用“物質變換”這一概念表達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雙向中介和内在統一關系，成為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造成城鄉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中斷的理論武器。“物質變換”概念将勞動過程作為聯系人與自然關系的中介，既表明馬克思從狹隘的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向曆史唯物主義的轉變，也表明了馬克思承認自然的必然性規定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并認為人能夠在控制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與自然之間展開物質變換。通過以上論述，施密特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觀是一種在自然和曆史之間以實踐為基礎雙向中介的實踐自然觀，并由此批評“在恩格斯那裡，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義的曆史的實踐結合起來的，人作為自然過程的進化産物，不過是自然過程的受動的反射鏡，而不是作為生産力出現的。……和馬克思的立場相比，意味着倒退成素樸的實在論”^⑫。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和自然觀内涵與特質的論述，是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的第一個維度。

二、技術理性、消費主義價值觀與生态危機的内在聯系

揭示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盛行及其生态後果是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的第二個維度。法蘭克福學派是從哲學世界觀和資本主義現實兩個維度揭示了技術理性盛行的根源。從哲學世界觀的維度看，他們主要揭示了啟蒙理性的特點以及由此形成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内在缺陷。啟蒙理性是新興的資産階級領導的反封建神學的蒙昧主義和禁欲主義的理論武器，其核心是要求人們從對宗教和自然的恐懼中擺脫出來，以理性為基礎獨立思考和樹立自立。以培根和笛卡爾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以近代自然科學為基礎，或者強調從經驗出發，運用經驗歸納法探索世界的本質和規律；或者強調從先天理性出發，運用理性演繹法探索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其共同點是相信人類具有把握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能力，認為人類隻要把握了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就能使自然服務于人類的需要，并強調隻要憑借着理性和科學技術進步，就能實現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王國，并由此形成了一種以科學進步為基礎的社會進步觀。上述社會進步觀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第一，啟蒙理性把“理性”理解為“工具理性”。理性原本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體。“價值理性”主要關注的是人的價值和尊嚴，表達的是人類對價值和意義的追求；“工具理性”則主要關注的是理性的工具化、實用化和技術化。但由于啟蒙理性并不是把科學知識看作是對世界終極根源和普遍本質的揭示，而是把是否“有用”作為判斷科學知識的标準，并把那些不能帶來實際利益的觀念當作應予以否定和抛棄的形而上學的幻想，本質上是把科學知識看作是排除價值因素的實證科學，并把凡是不符合算計和實用規則的東西，任何不能還原為數字和形式邏輯的東西都排除在科學知識之外。使得“人們放棄了任何對意義的探求。他們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規則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動機。……對啟蒙運動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計與實用規則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⑬。排斥和否定科學知識中的價值因素必然會割裂科學和哲學、科學和價值的内在聯系，使科學運用失去哲學和價值應有的指導作用，導緻唯科學主義的“科學拜物教現象”的出現。啟蒙運動由此在倡導人們從對宗教和自然的恐懼與崇拜中擺脫出來的同時，陷入到對科學的崇拜，啟蒙運動走向了它的反面；第二，啟蒙理性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認識和利用自然，是因為人類具有其他物種所不具有的知識和理性。與此相對應，自然被看作是遵循機械運動的被動客體，“被當成可以由人擺布的僵死的物”，而“人就把自己臆想成為自然的掌控者甚至創造者”^⑭，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被歸結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自然的價值僅僅被歸結為滿足人類的需要，人們從啟蒙運動之前迷戀自然的奧秘、敬畏自然的神靈轉換到迷戀自然的有用性，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使得人類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必然會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生态危機；第三，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社會進步觀把科學技術進步的邏輯等同于社會進步的邏輯，認為科學技術進步在提高生産力和增加社會财富的同時，必然帶來人類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存在着以資本為基礎的特殊利益集團，決定了這種邏輯必然性是不能成立的。在資本利潤動機的支配下，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異化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隻能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的結局，由此形成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人的身心、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悖論，也意味着技術理性盛行必然造成生态危機。

法蘭克福學派還進一步從資本追求利潤和維系其政治統治的需要的維度揭示了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本質、功能及其生态後果。從資本追求利潤的維度看，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必然會不斷擴張其生産體系，這在客觀上要求擴張消費以支撐資本主義生産體系的不斷擴張。資本正是借助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巨大物質财富，在全社會制造以“虛假需求”為基礎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虛假需求”不僅是社會強加給個人的，而且其内容和發展方向取決于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從資本維系其政治統治的維度看，一方面資本正是通過鼓勵人們到由“虛假需求”所支配的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費活動中體驗自由和幸福，忘卻了對自由和解放的真實需求，體現為政治意識、革命意識淡化和弱化。馬爾庫塞、霍克海默爾和阿多諾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文化工業和大衆文化批判都揭示了消費主義價值觀的上述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國家廣泛幹預社會經濟生活，造成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合法性危機，為了解決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合法性危機，資本向人們提供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商品和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為資本主義的合法性作辯護。問題在于，支撐資本主義生産體系不斷擴張和維系資本政治統治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是建立在由資本所制造出來的“虛假需求”基礎上的，這就意味着消費主義價值觀所倡導的消費不僅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而且也會由于資本主義生産體系的不斷擴張與生态系統的有限性之間發生矛盾沖突，其必然結局是人的身心、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異化，并必然造成生态危機。

三、“自然的解放”與生态危機的克服

法蘭克福學派把能否實現“自然的解放”看作是解決生态危機的關鍵，也構成了他們生态批判理論的第三個維度。他們所說的“自然的解放”既包括人的内心世界從當代資本主義的總體統治和支配下解放出來，形成具有自主意識和批判意識的“新感性”，又包括使外部自然從技術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來，避免自然的商業化和軍事化。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中，施密特和馬爾庫塞所提出的“自然解放論”最具代表性。

施密特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的解放”和如何實現自然的解放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問題的看法主要在于：第一，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自然的破壞以及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的裂縫作出批評，他們認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依然需要維系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必須從對自然崇拜和把自然浪漫化的觀點中擺脫出來，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産力。馬克思、恩格斯由此批評以赫斯等人為代表的真正社會主義者為了逃避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然的掠奪，而贊美自然的直接性和抵制科學技術進步，鼓吹和美化宗教式的小土地所有制，反對階級鬥争和鼓吹平均分配土地，把自然當作避難所的浪漫主義觀點；第二，馬克思、恩格斯也反對那種把人的自由和幸福歸結為技術對自然的支配程度的觀點，強調“人類的幸福并不隻是依賴于技術對自然的支配程度，至關重要的，是憑借支配自然的社會組織來解決技術的進步是否是為了人類幸福”。^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不僅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而且又受制于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盲目性，這就要求一方面應當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實現生産過程的科學化程度，另一方面應當變革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使科學技術進步建立在能夠服務于人類的幸福的社會制度上；第三，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然的解放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内在地包括人的自然本性的解放。施密特這裡所說的“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是既要克服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的異化，又要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由于受自然規律和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分工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的制約，人們不僅被自然王國的盲目必然性所制約，而且作為人的本質體現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成為一種異化勞動，馬克思、恩格斯所謂恢複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如何克服自然規律和社會關系對人的制約，克服“人與自然之間的異化、人與人之間的異化”，“由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共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⑯，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使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時，讓勞動不再是一件讓人苦惱的事，而是成為人類實現自我和自由個性的一種方式。同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和自然的解放不僅依賴于科學技術和生産力的發展，關鍵還在于通過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建立一個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的共産主義社會。馬克思由此認為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意味着“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将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⑰。

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中，馬爾庫塞的“自然解放論”最為系統和深刻。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和《愛欲與文明》中把當代西方社會看作是總體統治和總體異化的社會，認為當代西方人的政治意識、革命意識呈現出日益淡化和弱化的發展趨勢，西方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培育具有政治功能的“新感性”，喚醒壓抑在人内心深處的批判否定意識；在《自然和革命》中他進一步把如何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看做是西方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強調實現“自然的解放”與實現“人的解放”之間的内在聯系。馬爾庫塞把“自然的解放”的内容規定為“屬人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的解放兩個方面的内容。具體說：“（1）解放屬人的自然，即作為人的合理性和經驗的基礎的人的原始沖動和感覺；（2）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的環境”^⑱。馬爾庫塞認為，由于當代西方社會中服從和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為目的技術理性盛行，不僅人的内心世界日益為技術理性所支配而失去自主意識，而且自然界也不斷被商業化和軍事化，以服從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其結果是人的日益異化和生态環境日益被破壞。對于這一點，他晚年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堂荒野保護課的演講《生态與現代社會批判》一文中指出，當代西方社會的激進變革不僅包括變革現有社會制度和生産關系，而且還包括現存社會中的個體意識的變革。這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所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了當代西方人普遍的破壞性的性格結構，正是這種破壞性的性格結構與當代西方社會以虛假需求所引導的消費主義價值觀相結合，在支撐當代西方生産力發展和維系資本的政治統治的同時，沉溺于追求個人的滿足。“在發達工業社會條件下，滿足總是依賴于破壞，支配自然總是依賴于違背自然，尋找新能源總是依賴于破壞生活環境，安全總是依賴于奴役，國家利益總是依賴于全球擴張，而技術進步則總是依賴于持續不斷地操縱和控制人類”^⑲。馬爾庫塞由此強調應當擯棄這種破壞性的性格結構，代之以保護和改善生命的生命本能。因為生命本能“将在重新奪回和重新恢複我們的生活環境的過程中得到滿足，在恢複人類之外和之内的大自然的過程中得到滿足”^⑳。馬爾庫塞由此強調生态運動既是反對資本的政治運動，又是使外在自然和人的内在自然都得到安撫的心理運動。馬爾庫塞由此批判當代西方社會就是通過控制自然來控制人的，并借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相關思想，對自然解放的内涵與意義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馬爾庫塞認為，當代西方社會“對人的統治是通過對自然界的統治實現的。要了解解放人和解放自然界之間的具體聯系，在今天，隻要看一下生态學上的沖擊在激進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就一清二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噪聲、工商業對空曠的自然空間的侵占，具有奴役和壓迫的物質力量。反對這些奴役與壓迫的鬥争，是一種政治鬥争。對自然界的損害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達到了多大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²¹。也就是說，外在的自然界和人的内在自然都被服從資本追求利潤和維系政治統治的技術理性所控制，既造成自然界的不斷商業化和自然的破壞，又使人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獨立人格。這就意味着所謂“自然的解放”，就是既要改變僅僅從資本的立場看待自然和以技術理性控制自然的做法，要按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提出的，以作為人的本質的感性活動為基礎，按照美的規律利用和改造自然，恢複自然本身的活力，實現以徹底的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辯證統一為特征的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又包含了要使人的感覺從技術理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培養一種具有解放功能的“新感性”。馬爾庫塞強調這種“新感性”本質上是具有批判否定意識功能的個人感覺的恢複。

四、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态批判理論對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效應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是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學說為基礎，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曆史分析法，繼承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态批判理論，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的結果。這主要體現在：

1.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既捍衛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原則，又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一種“本體論的唯物主義”的思想，他們或者在強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特質的基礎上，肯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實踐唯物主義或生态唯物主義；或者反對第二國際和蘇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的解釋，通過修正曆史唯物主義，開啟曆史唯物主義的生态維度。前者以福斯特、佩珀、休斯為主要代表，後者以奧康納和本·阿格爾為代表。

福斯特首先闡發了唯物主義與美國生态學家巴裡·康芒納所提出的“生态學四條原則”的一緻性，強調唯物主義由于強調社會理論與物理世界的有機聯系，因而比西方綠色生态思潮在解決生态問題上更有優勢。福斯特把唯物主義進一步劃分為本體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三種類型，認為馬克思雖然也贊成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和認識論的唯物主義，但由于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本質上是“實踐唯物主義”，它是馬克思、恩格斯拒斥唯物主義發展史上以德谟克利特為代表的嚴格決定論傳統，繼承和發展唯物主義發展史上以伊壁鸠魯為代表的有機論傳統，總結和反思達爾文進化論、摩爾根的遺傳學，特别是李比希的農業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結果。其特點是既堅持自然觀和曆史觀在實踐基礎上的辯證統一關系，又提出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所造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裂縫理論，進而提出隻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關系，建立共産主義社會，才能合理協調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共同發展；佩珀明确提出馬克思雖然反對僅僅作為觀念進步的曆史觀，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不是本體論或認識論的唯物主義，而是通過分析以生産力和生産關系構成的社會生産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作用如何推動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曆史唯物主義。他反複強調雖然馬克思強調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動因和物質因素起着決定和支配作用，但馬克思一方面否定物質和精神因素是一種單向和意義決定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和自然在人類實踐的基礎上構成一個有機體，并強調意識形态等上層建築因素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因此他反對那種對曆史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機械決定論的解釋。與佩珀一樣，休斯認為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堅持“生态依賴原則”、“生态影響原則”和“生态包含原則”三個原則，既堅持人類和自然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與舊唯物主義隻強調自然對人類的制約作用不同，強調人類實踐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主觀能動性。

與福斯特、佩珀和休斯不同，奧康納和本·阿格爾則是在反對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技術還原論的解釋的基礎上，重構曆史唯物主義，建立起以勞動實踐為基礎的人類和自然的辯證關系。奧康納認為曆史唯物主義是“研究曆史變遷中的延續性以及曆史延續中的變化與轉型的一種方法”²²，它反對把曆史看作是由抽象觀念決定的唯心主義，強調人們的社會物質生活，生産力、生産關系形成的物質生産方式決定了曆史變遷的過程，其關注的重點在于社會系統的生産方式的作用問題上，而不在于自然系統上，沒有給自然系統足夠的關注。但是曆史唯物主義存在着潛在的生态學視域，因為曆史唯物主義不僅認識到了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也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态性質。問題在于，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解釋僅僅從技術關系來規定生産力、生産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忽視了二者的主觀和價值維度，遮蔽了曆史唯物主義所具有的潛在的生态學視域。因此，曆史唯物主義隻有既向外部自然界擴張，又向生物學領域擴張，才能把這種潛在的生态學思想挖掘出來。基于以上認識，他主張将“自然維度”和“文化維度”引入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建立人類與自然的生态關系。所謂曆史唯物主義的自然維度，就是指自然生态系統與生産力發展、人們之間的協作關系和人們的勞動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它是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客觀維度；所謂曆史唯物主義的文化維度就是指文化與價值規範與生産力發展、人們之間的協作關系和人們的勞動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它決定了在同一生産力條件下會形成不同的協作模式和勞動關系。奧康納強調隻有在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引入“自然維度”和“文化維度”，才能既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客觀維度，又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主觀維度，避免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的解釋，并在人類勞動的基礎上，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生态關系；本·阿格爾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由馬克思的異化和人的解放理論、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理論三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所構成的。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但這種必然性是一種邏輯上的必然性，要使這種必然性變為現實還離不開人的主觀因素的參與。但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正确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上述特征而在決定論和唯意志論之間來回搖擺。本·阿格爾進一步把“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辯證法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要求根據當代西方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對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展開修正，這種修正應當放到曆史唯物主義的危機理論上。因為“曆史的變化已使原本馬克思主義關于隻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産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态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²³本·阿格爾由此通過分析服從資本追求利潤和政治統治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所形成的“異化消費”與生态系統有限性之間矛盾，強調隻有擺脫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正确處理人的需要、滿足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樹立創造性勞動幸福觀，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機。

第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借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并把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與生态批判有機結合起來。在法蘭克福學派那裡，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雖然也涉及到生态批判，但其理論側重點在于通過揭示資本如何利用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物質财富，通過宣揚消費主義價值觀來支配人們的内心世界，維系資本追逐利潤和政治統治。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強調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不僅是資本追逐利潤和控制人的工具，也是資本控制自然的工具，并把重點放到分析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盛行的生态後果上。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肯定技術進步具有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的作用，但是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既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需要，又要服從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這就決定了資本總是既傾向于發展那些有利于獨裁統治的少數人操控的大規模技術，又傾向于發展那些有利于資本獲得利潤的技術。但是問題在于：其一，資本主義的生産目的不是為了生産使用價值，而是為了生産交換價值，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這就決定了“自然”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和出發點，技術的運用隻能遵循以“計算與核算”原則的經濟理性進行，而決不可能遵循按照耗費最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态原則進行，因此，“絕沒有先驗的理由可以保證生産技術将會是以生态原則為基礎的，——除非各個資本或産業相信那是有利可圖的，或者生态運動和環境立法逼迫他們那樣去做”²⁴，從而也決定了“自然”也決不可能是其生産的歸宿；其二，在資本物欲至上的價值觀的支配下，自然僅僅被看作是滿足人的欲望的工具，而技術則是滿足人的欲望的手段，這必然導緻科學技術的非理性運用，并最終突破自然所能承受的極限。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技術進步和運用不僅不能給人們帶來自由和幸福，隻不過是使資本對自然的剝削和浪費進一步升級了；其三，啟蒙運動和近代哲學不僅使人類從迷戀自然的奧秘轉向了迷戀自然的用處，從而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而且形成了把自由看作是通過技術控制自然的現代性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被納入到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形成了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社會進步觀，不僅以科學技術為工具來控制自然被看作是人類獲得自由和幸福的必經途徑，而且科學技術也成為資本利益集團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這必然導緻人的生存的異化和生态危機。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把法蘭克福學派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批判與生态批判有機結合起來，明确把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本質規定為“鼓勵所有人把消費活動置于他們日常關注的中心位置，同時在每一個已獲得消費水平上加強不滿足的體驗”²⁵。由于消費主義價值觀是建立在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和維系政治統治所制造的“虛假需求”的基礎上的，因而它所倡導的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由于資本對利潤的追求是無止境的，這就決定人們對異化消費的追求也是無止境的，這種對商品占有和消費的無止境追求，必然會與地球生态系統的有限性之間發生矛盾，從而進一步強化生态危機。隻有理順需要、商品、消費和幸福的關系，把人們的内心世界從消費主義價值觀支配下解放出來，把“滿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産活動的組織功能，而不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這樣主要是消費活動的功能”²⁶，在自由自覺的創造性勞動中，而不是在異化消費中體驗自由和幸福，才能為解決生态危機創造條件。

第三，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關于“自然的解放”包括人内在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的解放的思想，提出所謂人的内在自然的解放就是要 擺脫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所制造出來的“虛假需求”，形成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真實需求”與“新感性”，在認識到對商品占有和消費的無限追求與地球生态系統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的基礎上，反思和擯棄消費主義價值觀與生存方式，克服把滿足和幸福寄托于異化消費中，到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異化消費中追求滿足和幸福。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特别強調，反對技術理性并不是要人們否定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回到窮鄉僻壤的生存狀态，而是要利用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通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使人們基于自主的真實需求，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更多的選擇，隻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所謂外部自然的解放，并不是把自然的解放理解為拒絕現代文明基礎上的對自然的原始主義崇拜，也不能把它理解為對現代技術的排斥，而應該理解為消除浪費性的異化消費對外部自然界的破壞，這一方面要求變革使科學技術異化使用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建立一個使科學技術進步服務于人類的新型社會制度；另一方面必須重新解釋自啟蒙運動以來流行的“控制自然”觀念的内涵，摒棄将科學技術進步看作是通過控制自然服從于人們滿足人們的非理性欲望的觀點，賦予“控制自然”觀念以新的人性和倫理基礎，即把“控制自然”理解為倫理或道德的發展，理解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從而使控制自然的進步變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類真正享受控制自然進步的積極成果，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同發展。

從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批判理論的理論建構，既可以看出法蘭克福學派生态批判理論的理論效應，也啟示我們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必須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曆史觀辯證統一的生态共同體思維，超越西方生态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關系，單純從抽象的生态價值觀維度找尋生态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的錯誤做法，把制度批判、技術批判和生态價值觀批判有機結合起來。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its theoretical effect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mainly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explan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m and view of nature, the criticism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the thought of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opposing the attribution of Marxist materialism to "ontological materialism". Marx's materialism is a kind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which aims at achieving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and inherits a practical view of nature with practice as the intermediary. On this basis, they analyze the roo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valenc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pointing out that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re the tools of capital to pursue profits and maintain political rule,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is the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ody and mind,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and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key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o reform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o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nature of man can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realize "natural liberation". Ecology Marxism insists on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lass analysis,

on this basis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Frankfurt schoo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m and view of nature, and further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criticism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criticism of consumerist values and the criticism of ec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of capitalist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o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nature of man can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ecological socialist society.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penetration and theoretical effect of Frankfurt School's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Key Words:Frankfurt School; Ecological Marxism; Marx's materialism; Ecological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