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雨辰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2022-03-31 11:05
收錄于話題#2022年第3期5個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2022年第3期
[摘 要]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實現的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既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生态轉向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總結和反思，又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的發展，對中國傳統生态智慧創造性轉化的結果。其革命性變革和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創造性地提出了以“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概念為基礎的生态本體論；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環境正義”原則為基礎的“和”的生态文化價值觀；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為價值取向，強調社會建設的“環境民生論”；以“兩山論”和生态生産力發展觀為基礎的生态文明建設論。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當代價值在于其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美麗中國建設，形成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又促進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關鍵詞]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人類生态文明思想 美麗中國建設 曆史唯物主義
人類生态文明思想根源于人類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廣泛地存在于中、西方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1949年美國學者利奧波德發表了《沙鄉年鑒》，在後來發展成為包括生态中心論的“深綠”生态文明理論、人類中心論的“淺綠”生态思潮等，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思和批判了工業文明對人類造成的生态創傷，并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立場，對于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問題展開了系統的探索。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為基礎，吸收人類以往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智慧的積極成果，展開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對人類生态文明理論革命的結果。揭示這一革命的過程與實質，不僅有利于我們把握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質，而且有利于推進中國生态文明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有利于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曆史邏輯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既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生态轉向反思和發展的結果，又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總結的結果，上述兩個維度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實現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曆史邏輯。
從習近平對人類文明生态轉向的反思的維度看，習近平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理論和曆史思維為基礎，提出了“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命題。他一方面強調“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生态環境變化直接影響文明興衰演替”，[1](P2)另一方面在肯定工業文明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指出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生态創傷，要求摒棄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走生态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建設地球美麗家園。人類文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文明之前，雖然也存在着生态環境問題，但是這種生态環境問題還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在人類文明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文明發展階段，由于發展目的、發展方式的缺陷和科學技術的濫用，生态危機已經成為危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人類對工業文明展開了反思，并在西方世界出現了各種生态思潮和生态運動。這些生态思潮和生态運動盡管觀點各異，但其共同點是要求人們認識到自然資源的稀缺性與有限性，認識到人類不能違背自然的規律，把自然僅僅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存在物，認識到人類與自然是有機聯系的關系，應當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既實現當代人的需要，也充分考慮後代人的需要，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基于上述認識，聯合國成立了處理全球生态環境問題的專門機構，先後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并在1987年完成的《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這種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意味着人類文明的發展出現了生态轉向。習近平正是在人類文明發展的生态轉向這一總體視角下，既反思了生态環境的興衰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又反思了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創傷。一方面，習近平強調人類文明的興衰取決于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環境。正是由于良好的生态環境，産生了燦爛的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倫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國文明。但是由于人類對生态環境使用超過了生态環境所能承受的極限，也造成了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倫文明和我國樓蘭文明的先後衰落。人類文明發展的正反經驗，要求我們認識到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另一方面，習近平還進一步反思了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的生态創傷。習近平認為西方工業文明在以追求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标的“增長第一”的發展觀的指導下，“人類創造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長奇迹，但也帶來了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态惡化和社會财富分配不公等嚴重經濟社會問題”。[2](P19)面對這種發展的後果，人們相繼提出了人與客觀世界相協調的發展觀、重視人的精神需要的發展觀以及可持續發展觀等，上述發展觀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财富，但是上述“發展理論還是不系統的、不完善的，有許多是基于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提出的，并沒有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要求”，[2](P20)并明确指出其發展觀都不是以滿足人民群衆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發展，而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益為目的的發展，不僅隻能導緻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的發展格局，而且由于實現這種發展采取的主要是以勞動要素投入型的發展方式，“在創造巨大物質财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一些西方國家相繼發生多起環境公害事件，損失巨大，震驚世界，引發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3](P360)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巨大生态創傷和“在人類發展史上特别是工業化進程中，曾發生過大量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的事件，釀成慘痛教訓。……一定要認真吸取，不能再在我們手上重犯!”[4](P13-14)這就要求我們再也不能走西方現代化發展的老路，必須樹立生态文明發展理念，走生态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
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總結的維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偉大曆程，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轉變，并使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換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并沒有改變我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這就決定了發展依然是黨執政的第一要務。隻不過這裡所追求的發展不再是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而應該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為主要内容的高質量發展。習近平進一步從兩個維度論述了為什麼要追求和實現這種高質量發展。一個是從粗放型發展方式受生态資源制約的維度論述了轉換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習近平肯定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使我國經濟總量躍升世界第二的偉大意義的同時，也指出這種發展的特點是經濟規模大而不強、經濟發展速度快而不優、經濟結構畸形和造成了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這意味着這種粗放型發展方式受生态資源的制約既難以為繼和不可持續，也無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一個是從中國共産黨的初心使命和執政目的的維度。中國共産黨自成立開始就把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這也決定了中國共産黨執政的目的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在尊重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主體地位的同時，通過實現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為“随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衆對優美生态環境需要已經成為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廣大人民群衆熱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環境質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我們黨的奮鬥目标，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執政黨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們要積極回應人民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1](P8)對于如何實現這種高質量發展的問題，習近平從發展理念、發展方式和發展目的的維度作了論述。從發展理念轉換的維度看，習近平始終強調應當摒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GDP增長的傳統發展觀，反複強調再也不能以GDP增長論英雄，應當建立環境責任終生追究制度，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發展理念；從發展方式轉換的維度看，應當擯棄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代之以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産力的生态生産力發展方式；從發展的目的看，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樹立環境民生論和重點解決人民群衆關切的生态環境問題，把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放在提升人民群衆的獲得感、滿足感和幸福感上。
隻有立足于人類文明發展生态轉向的總體視角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曆史方位以及所面臨的問題，才能把握習近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性變革的曆史邏輯。
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理論邏輯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為基礎，通過超越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并對中國傳統生态智慧創造性改造的結果，實現了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變革。把握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理論邏輯，對于我們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1949年美國學者利奧波德發表的《沙鄉年鑒》一書從生态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性規律出發，要求人類放棄僅僅從經濟價值的角度看待自然的做法和征服者的地位，把自己看作是生态系統普通的一員，平等地對待生态系統其他成員，以保證地球生态共同體的穩定與和諧，并根據倫理關系在人類之間不斷拓展的曆史，要求把倫理關系拓展到人類與大地之間，形成了他的“大地倫理學”。“大地倫理學”這種利用生态整體性規律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做法為羅爾斯頓、奈斯等人所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西方生态中心論的“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把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科學技術的運用，認為解決生态危機的出路在于用“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基礎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代替人類中心價值觀，拒絕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對“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批評的回應與反思形成了以現代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生态思潮。它們在批評“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所主張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混淆“存在與價值”“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貶損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的同時，認為其理論不僅無法保證科學的嚴密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相對主義、神秘主義、反主體主義、反科學技術和反物質主義等後現代性質，并強調任何物種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人類保護生态環境的根本目的是捍衛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既不可能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也不應當脫離科學技術進步解決生态危機。但它們也批評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為人類是宇宙的中心和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要得到滿足的觀點，本質上是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人類專制主義”，其結果必然會導緻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的失誤就在于把對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批評拓展到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身的否定，并認為隻需要把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為基于人類保護生态的責任和義務，滿足人的理性需要和保證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就可以避免生态危機的發生。
我們可以把上述生态思潮的争論及其本質歸結為如下三點：第一，“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盡管二者在具體理論觀點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論，但其共同點是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關系。所不同的是“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是以貶損人的價值尊嚴的方式來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淺綠”生态思潮則是把資本的利益置于生态和諧之上，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各執一端使得它們都脫離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單純從生态價值觀的維度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第二，在如何看待科學技術、經濟增長和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看到了技術理性的過度膨脹和對經濟增長的無限追求強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由于其理論的後現代性質使它們又走向了否定科學技術本身和經濟增長，實際上是把生态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人類放棄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淺綠”生态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保護資本主義在生産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因此它們所理解的科學技術就是建立在資本追求利潤基礎上的技術理性，它們所理解的經濟增長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衆的需要為目的的經濟增長，而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經濟增長。第三，在理論研究範式和價值立場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秉承的是後現代主義研究範式，它們所追求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是建立在否定科學技術和發展基礎上的，這與它們處于生産力高度發達，社會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的社會曆史條件和漠視發展中國家要求通過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解決貧困和生存問題，漠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與環境權密切相關；“淺綠”生态思潮秉承的是現代主義的研究範式，其追求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都是為了服從資本利益，這就意味着在資本的利潤動機的支配下，生态危機不僅無法得到解決，而且會進一步強化。上述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的共性是看不到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在全球範圍内擴張才是生态危機的真正根源，并要求所有人承擔由資本所造成的生态危機的後果，秉承的是一種有違環境正義和維系資本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質的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立場。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僅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而且也對中國傳統生态智慧展開了創造性轉換。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的特點是堅持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堅持中庸之道與“持中貴和”追求的“和”的文化價值觀，堅持“民胞物與”、萬物平等和泛愛萬物的生态價值觀，主張節儉和“道法自然”的取之有時和取之有道的生活觀。中國傳統生态智慧要求人類應當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自身的和諧關系，要求人類應當平等地對待萬物和樹立節制欲望的簡樸的生活觀，這些生态智慧對于消解人類中心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過度張揚，限制技術的過度使用和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正是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的思想為基礎，創造性地提出了以“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概念為基礎的生态本體論；把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的論斷與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的“持中貴和”的文化價值觀相結合形成了以“環境正義”價值取向為基礎的“和”的生态文化價值觀；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群衆史觀為基礎，提出了人民群衆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生态文明建設人民自覺參與論和“環境民生論”的命題；批判了“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的思想，提出了“兩山論”和生态生産力發展觀，通過實現綠色發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隻有一個人類地球和建設人類美麗家園出發，既強調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每個民族國家都應當承擔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和義務，又以曆史唯物主義“環境正義”原則和價值取向為基礎，要求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環境權和通過綠色低碳發展消除貧困的願望，實現全球共同繁榮發展，形成了“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論”。正是通過上述五點理論創新，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實現了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變革。
三、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與當代價值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回答為什麼和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問題，探讨為什麼要建設生态文明、如何建設生态文明和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三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過程中實現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和革命變革的。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本體論是建立在“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這三個全新的概念基礎上的。這三個全新概念表達的是人類與自然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相互轉換的有機統一的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這三個概念又是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為基礎的。習近平反複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的重要性，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類在自然的互動中生産、生活、發展，人類善待自然，自然也會饋贈人類，但‘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複’”。[1](P3)所謂“生命共同體”就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生态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鍊條。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3](P363)“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側重于強調自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建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念的重要性；“地球生命共同體”概念側重點是強調應當把人類的活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範圍内，才能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建構地球生态共同體。這三個概念是各有側重和層層遞進的關系，這體現為從強調對最普遍的本體論概念的肯定到強調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觀念，再到如何規範人類的實踐行為，其共同的價值指向是要在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有機聯系的基礎上，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念為指導，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和改造自然。這三個概念既吸收了西方生态哲學、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國傳統生态智慧所堅持的有機論和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又摒棄了其割裂自然觀和曆史觀内在統一和在人類和自然關系問題上各執一端的缺陷，既強調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有機聯系，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改造和利用自然，又強調人類的實踐行為隻有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保持對自然的敬畏，才能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時，維系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5]
第二，強調“和”的生态價值觀是人類生态思想的共同點。但是不同的生态思想對“和”的内涵的理解是存在差别的。“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把“和”的生态價值觀的内涵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淺綠”生态思潮是從現代主義的立場把“和”的生态價值觀的内涵理解為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承擔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但由于“淺綠”生态思潮本質上是一種追求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資本主義理論，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再生産的自然條件，在資本的利潤動機的支配下，不僅無法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而且必然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的身心對立的結局；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的突出特點是以“天人合一”的觀念為基礎，堅持“貴和持中”與“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價值觀，使得“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我們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2](P296)中華民族很早就認識到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和對自然應當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重要性。習近平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批判地吸收了上述生态理論的“和”的文化價值觀的積極成果，形成了包括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以及民族與國家之間關系在内的四重含義的“和”的生态文化價值觀。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終強調應當堅持“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的觀念，認識和把握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尊重自然和順應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強調隻有建立科學的生态補償制度，保障環境受損人的權利，處理好人與人之間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實現環境正義，才能建立一個各得其所和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和諧社會；在人與自身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僅強調形成綠色生産方式的重要性，也強調形成節儉、低碳消費的綠色生存方式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設同每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都應該做踐行者、推動者。要強化公民環境意識，倡導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消費……推動形成節約适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1](P176)隻有形成這種綠色生活方式，才能避免人的身心被消費主義價值觀所支配，實現人的物質與精神、身體與心靈的和諧共同發展；在處理民族國家生态利益關系問題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對使用零和博弈的對抗性方法，主張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環境正義為價值訴求，按照平等協商的方式和“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則，合理協調民族國家之間的生态利益矛盾，實現民族國家通過綠色低碳發展消除貧困、全球共同發展繁榮和全球環境治理的共赢。
第三，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思想和群衆史觀，提出了人民群衆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生态文明建設人民自覺行動論，和以社會建設為中心的“環境民生論”的生态文明建設歸宿論，超越了“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理論缺陷，“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既不可能把人民群衆看成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主體，也不可能從社會關系建設入手展開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無法把生态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定位于保障人民群衆的生态權益和提升人民群衆的民生。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為基礎，必然把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看作是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并把以民生問題為核心的“社會建設”作為生态文明建設的核心。同時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群衆史觀為基礎，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為人民群衆謀幸福的初心使命，堅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價值取向，決定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必須依靠人民群衆和發揮人民群衆的曆史主體地位，最終形成了注重生态文明建設的目标體系、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與人民群衆積極主動行動的“上下聯動”的協同機制，不僅克服了西方生态治理模式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和人民群衆被動參與的缺陷，極大地提升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效能，而且提出生态文明建設目的的“環境民生論”，把人民群衆是否有獲得感、幸福感作為判斷生态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标準，體現了鮮明的人民性的特征。
第四，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态生産力發展觀，克服了“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看待發展以及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關系問題上的缺陷。在如何看待發展問題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漠視人民群衆和發展中國家求生存的發展權利，認為發展必然會破壞生态環境，把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淺綠”生态思潮雖然贊同技術的運用和發展，但它們所說的“發展”本質上是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發展。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把通過發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看作是黨執政的第一要務，強調發展應當解決好“什麼是發展？為什麼要發展？怎樣發展？如何評價發展”[2](P22)四個基本問題。對于什麼是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淺綠”生态思潮所追求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的發展稱為“假發展”，把“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稱為“真發展”；對于為什麼要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強調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轉變，但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隻有通過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對于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強調應當擯棄以勞動要素型投入為主，造成嚴重生态環境問題的傳統粗放型發展方式，而應當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踐行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産力的生态生産力發展觀；對于如何評價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民群衆是否滿意，是否實現了協調和共享發展看作是評價發展的根本尺度，辯證地處理了科技進步、經濟增長和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并把實現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定位于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五，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解決如何協調不同民族國家生态文明建設面臨的任務和促進全球環境治理的關系的問題。“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秉承維護資本和中産階級利益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理論，不能作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消除貧困和追求生存的綠色低碳發展的理論指導。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反複強調西方的發展理論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是不完善的理論，并力圖以解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建構後發國家的生态文明理論。主要體現在習近平一方面反複強調離開經濟發展談論生态文明建設，無異于緣木求魚，必然使生态文明建設流于空談。同時又強調這裡所追求的發展，既不是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單純追求發展的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也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後治理的帶來嚴重生态環境問題的發展，而應當是質量和效益辯證統一，以滿足人民群衆美好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綠色低碳發展；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曆史思維與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強調應當在實現國際政治經濟民主化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基礎上，厘清當代生态危機的責任和根據民族國家發展程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按照“共同但有差别”的環境正義原則展開全球環境治理。也就是說，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保護生态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3](P364)保護人類地球家園和建設美麗世界是民族國家的共同責任；但是全球環境治理既要考慮造成生态問題的責任和民族國家發展的程度，使民族國家合理地承擔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和義務，又必須考慮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是如何通過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和消除貧困的任務，這就要求發達國家在尊重發展中國家發展權與環境權的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環境治理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把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促進全球環境治理和全球共同繁榮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論”既充滿了人類情懷，又充滿了對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和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權與環境權的捍衛，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在生态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話語權。
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考察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第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變革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美麗中國建設提供了科學的指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本任務是要從根本上實現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換，并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要實現這一奮鬥目标的關鍵就是通過如何轉換發展方式解決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自然資源的約束下難以為繼的問題，實現可持續、協調和綠色發展，以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樹立“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價值取向，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導下，踐行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和生态生産力觀，形成綠色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現代化，必将推進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深入和美麗中國建設。第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變革必然帶來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創新，并由此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中國共産黨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應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設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戰略位置，明确了不同于西方的片面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對此，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6](P474)并強調“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7](P14)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既是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又給那些後發國家提供了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選擇。第三，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對于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立足于人類文明發展的生态轉向的總體視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人類生态文明思想史系統反思和總結的成果。無論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還是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隻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立足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宏大曆史視野，總結、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從根本上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理論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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