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及其當代價值

 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及其當代價值

     王雨辰  彭奕為

（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武漢 430073）

内容摘要：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方位，從人類文明發展的生态轉向的總體視角，根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和面臨的國内國際形勢的變化，以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為基礎，通過對西方生态文明理論的超越和對中華傳統生态智慧的創造性轉換，實現了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在此基礎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作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戰略地位，并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為價值取向，強化黨對生态文明建設的領導，在思想上、法律上、組織上、體制上、作風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和方法，使我國生态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轉折性、曆史性、全局性的變化。“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求“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是一種有别于西方人與人、人與自然異化的“中國式現代化”，必然造就人類文明的新形态。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當代價值在于：一是能夠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美麗中國建設，提升中國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話語權；二是它所蘊含的“中國式現代化”和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既起到了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又為後發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和借鑒；三是總結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有助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生态文明理論；生态文明建設；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産黨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曆史方位，通過回答“為什麼要建設生态文明”、“如何建設生态文明”和“怎樣建設生态文明”三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實現了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如何把握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内涵及其價值，學術界已經作了初步和有意義的探索。但是，如何從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發展史、生态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與理想的三重維度進一步深化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依然是學術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曆史邏輯

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曆史方位密切相關。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探尋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道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使中華民族真正站起來了；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問題的探索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創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曆史性轉變；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就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展開了探索，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創新，開啟了中華民族強起來的偉大征程。從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曆史方位，并提出了一系列适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治國理政的方略。具體說：第一，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規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強，我國經濟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優。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1]120。粗放型發展方式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而且造成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使得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為繼；第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何通過轉換發展方式和實現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方式的需要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應當着力解決的問題；第三，黨的執政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這就決定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就意味着既要促進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斷增加，又必須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滿足人民群衆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第四，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而不斷作出戰略調整，體現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依次經曆了“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到十八大以後的“五位一體”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實際上揭示了黨對“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強調隻有把生态文明建設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基礎和戰略性地位，才能克服自然資源的制約，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要求既應當把生态環境看作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辯證統一關系的學說，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敬畏自然和善待自然，又應當吸取古代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和我國的樓蘭文明因為生态環境的破壞而衰落的曆史教訓，高度重視生态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第五，保護生态環境和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個責任，任何民族國家都不可能置身之外，這一方面要求應當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促進全球生态治理和構築綠色低碳經濟體系，共建清潔美麗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在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引領者的同時，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現代化發展路徑選擇，提升中國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話語權。

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同人類文明發展的生态轉向密切相關。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想是在生産力發展和社會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類對這一理想的追求展現為文明形态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辯證關系。從人與人關系的維度看，具體展現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維度看，體現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雖然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但是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生态創傷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伴随着當代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興起，人類文明的發展出現了生态轉向。這種生态轉向形成了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統一關系的抽象的倫理生态共同體話語和強調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統一關系的曆史唯物主義的生态共同體話語。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是以抽象的倫理生态共同體為理論基礎的，它們或者把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生态文明建設絕對對立起來，以貶損人類的尊嚴和權利為代價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進而否定發展中國家力圖通過發展消除貧困的發展權和環境權，是服務于發達國家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或者是強調在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制定嚴格的環境政策以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形成綠色資本主義理論；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的生态文明建設是以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理論基礎的，這就決定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一方面強調樹立生态文明理念，轉換生産方式，走以科學技術創新為主導，以維系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為目的的生态文明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始終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堅持“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把合理協調人與人的生态利益關系看作是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關鍵，堅持“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并把生态文明的價值目的和歸宿定位于是否能夠提升人民群衆的民生，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環境民生論”。這實際上是要求不能脫離維系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抽象地談論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隻有理解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上述特質，才能認識和理解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本質與當代價值。

總而言之，隻有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曆史方位和人類文明發展生态轉向的總體視角，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所實現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曆史邏輯，才能真正把握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對于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意義和對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的世界意義。

      二、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理論邏輯

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所實現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對西方生态文明理論超越和對中華傳統生态智慧的創造性轉換的結果。隻有立足于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發展史、生态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三個維度才能科學地揭示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所實現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理論邏輯。

從人類生态文明思想發展史的維度看，生态文明理論是對工業文明所造成的日益嚴重的生态危機的反思和十九世紀以來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興起的結果。工業文明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是以近代理性主義“主體—客體”二元對立哲學世界觀和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機械論的自然觀，其理論特點是把整個世界描繪為遵循機械運動發展規律的被動客體，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運用哲學理性把握自然界的内在規律，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把自然僅僅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遵循機械運動規律的被動客體，認為自然的價值在于滿足人類的主觀需要，由此形成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它們與資本相結合構成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展的基礎。在資本利潤動機的支配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一味追求物質财富的無限增長，信奉以占有和消費物質為特征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在促進工業文明的高度發展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導緻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日益緊張和工業文明發展呈現出不可持續性的特點。工業文明發展的消極後果使得資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問題成為人們關注和讨論的熱門話題，并由此形成各種保護地球的生态運動。生态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揭示了構成生态共同體的人類、生物和自然界之間處于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突破了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與還原主義的分析方法，逐漸形成了有機論、整體論的生态思維方式，人類開始認識到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為必須尊重自然的規律，并考慮地球生态系統所能承受的限度，否則就會破壞生态平衡和遭受自然的懲罰。1949年美國學者奧爾多·利奧波德發表《沙鄉年鑒》一書不僅提出了人類應當放下征服者的角色，把自己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統中普通的一員，而且反對人類僅僅從經濟價值的角度對待人類之外的存在物，要求人類應當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人類之外的存在物上，強調他的“大地倫理”的核心是主張“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确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2]213，實際上是把維護生态共同體的和諧當做最高的善，由此被認為是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形成的标志。20世紀50年代以後，生态文明理論逐漸發展成為生态中心論的“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現代人類中心論的“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他們圍繞着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生态文明的本質、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争論，雖然其具體理論觀點和價值立場存在着差别、甚至是對立，但其共同點則是如何調整人類的價值觀和實踐行為，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就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的基礎上，對當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論成果繼承和超越的結果。

 “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淺綠”生态思潮在如何看待生态問題上的分歧和争論大緻可以歸納為如下四點内容：第一，在生态本體論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堅持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反對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強調人類和自然是一種有機聯系的關系，并以貶損人類的尊嚴和權利為代價維系自然生态系統的和諧與穩定；“淺綠”生态思潮則秉承與資本聯系在一起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強調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第二，在生态價值觀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生态危機的根源，把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樹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看作是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淺綠”生态思潮則強調保護生态環境的根本目的是捍衛人類的利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既不可能是生态危機的根源，更不應該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身，需要改變的是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因為它錯誤地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不追問人的感性需要的合理性問題就要求無條件予以滿足的“人類專制主義”和“強式人類中心主義”，造成了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忽視了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隻要把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為基于理性欲望、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以及建立在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基礎上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就不會造成生态危機；第三，在生态文明的本質問題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把生态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淺綠”生态思潮本質上是一種維系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資本主義理論。在他們那裡，生态文明的本質被理解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産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第四，在技術運用、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上，“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把技術運用、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忽視人民群衆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發展滿足基本生存和消除貧困的願望，從原本反對技術理性的濫用進一步發展為反對科學技術本身，進而拒斥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倡導經濟零增長的穩态經濟模式，其目的在于或者維系中産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質，或者保護人類實踐尚未涉足的“荒野”；“淺綠”生态思潮則強調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生态危機之所以發生就在于現代技術的内在缺陷、人口的過快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但由于“淺綠”生态思潮是一種維系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資本主義理論，因而他們所說的“技術”本質上是服從和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技術理性，他們所說的經濟增長的目的并不是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這就意味一方面他們所追求的可持續發展隻能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的結局，另一方面他們所追求的可持續發展不僅無法解決生态危機，而且在資本追求利潤動機的支配下的資本主義生産體系的擴張會進一步強化生态危機。雖然“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淺綠”生态思潮之間存在着上述分歧和争論，但他們又存在着如下的共同點。具體說：第一，他們都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人類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不去考察一定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下人與自然物質與能量交換的實際過程，僅僅從抽象的生态價值觀的維度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進而把生态問題簡單地歸結為一個價值問題，秉承的都是一種抽象的文化價值決定論的理論立場，都看不到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才是生态危機的根源，不僅都起到了推卸資本應當承擔當代全球生态治理的責任的作用，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擔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機的後果，是一種有違“環境正義”原則的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第二，“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的目的是追求中産階級生活質量和審美趣味，“淺綠”生态思潮追求的是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和維護資本利益，都漠視人民群衆和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與發展權，難以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生态文明建設。因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通過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實現生存是其生态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第三，由于“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淺綠”生态思潮忽視和否定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當代生态危機的根源，又漠視和否定人民群衆和發展中國家生存權與發展權，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是維護中産階級和資本利益的特殊維度、地區維度的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是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理論為基礎，通過批判反思“深綠“淺綠”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分析當代生态危機根源和解決途徑結果。曆史唯物主義堅持自然觀與曆史觀、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系，強調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必須以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人與人關系的性質又決定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由此批評“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不去考察一定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下人與自然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而是把生态問題簡單地歸結為一個抽象的價值問題，并明确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是生态危機的根源，資本物欲至上的價值觀和消費主義生存方式進一步強化了生态危機，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就在于把生态運動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相結合，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在此基礎上，他們對生态文明的本質、生态價值觀、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同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作出了系統的論述。具體說：第一，在生态文明的本質問題上，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生态文明并不是要人們回到窮鄉僻壤和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也不認為這種狀态就意味着處理好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并明确把生态文明理解為超越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強調生态文明的本質是繼承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為人們創造多種滿足形式，使人們在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在異化消費中尋求幸福和自由的體驗；第二，在生态價值觀問題上，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既批評“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所主張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力圖脫離人類的利益談論生态危機和生态平衡，脫離人類的經驗和文化建構生态學理論，不僅難以保證其理論的科學嚴密性，而且在實踐中會導緻自然神秘化和貶損人類的價值的後果；同時也批評“淺綠”生态思潮所主張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而是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服從于資本追求利益的資本中心主義。在此基礎上，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态價值觀展開了重構，提出了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以滿足人民群衆，特别是窮人基本需要的新型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颠倒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恢複事物本性的新型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第三，在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同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上，他們明确肯定生态文明建設與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不僅不是對立的關系，而且必須以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為基礎和前提。他們由此既同意“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又沒有因此而陷入到反對科學技術本身和經濟增長的後現代主義的結局；既同意“淺綠”生态思潮要求發展科學技術和經濟增長的現代主義立場，又反對“淺綠”生态思潮把科學技術歸結為服從經濟理性的技術理性，所追求的經濟增長本質上不是以滿足人民群衆需要為目的的，而是以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為目的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強調隻有把科學技術進步建立在生态理性基礎上，隻有把經濟增長的目的定位于滿足人民群衆的需要，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才能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共同和諧發展。

從上述三種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分歧和争論我們大緻可以歸納出如下三點結論。具體說：第一，不同的理論基礎是他們産生争論的根本原因。“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是以抽象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理論基礎；“淺綠”生态思潮以實現資本主義的綠色發展為目的，是以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為理論基礎，其共同點是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關系；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是以強調自然觀與曆史觀、人與自然辯證統一關系的曆史唯物主義生态共同體思想為理論基礎。正是由于理論基礎的區别，使得他們在分析生态危機的根源和探索生态危機的解決途徑問題上發生分歧和争論；第二，理論立場上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差别。“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借助直覺、體驗建構其理論，以貶損人類的尊嚴和權利為代價維系生态整體的和諧，反對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其理論具有相對主義、神秘主義、反對主體性和反對科學技術的特點，其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後現代理論；“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堅持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現代主義立場，但“淺綠”生态思潮堅持的是以經濟理性和資本利益為基礎的技術理性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堅持的則是以生态理性和人民群衆利益為基礎的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第三，價值立場的“西方中心主義”和“非西方中心主義”的差别。“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信奉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或自由主義發展哲學，都力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範圍内解決生态危機，不僅起到了為資本推卸全球生态治理責任的作用，而且都否定人民群衆和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都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把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解決生态危機的關鍵，秉承的是以滿足人民群衆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的理論創新就是對上述生态文明理論批判繼承和超越的結果。

要把握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還必須聯系當代生态運動展開分析。當代生态運動與人類的環境意識的提升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伴随着20世紀40年代末西方生态文明理論的産生以及20世紀60年代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反思，特别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一書以及所引發的争論開始，就出現了諸如“地球之友”“環境保護——綠色行動”“自然之友”等各種環境保護組織和環保運動，并逐漸使環境問題上升為民族國家和聯合國的重要議題。根據生态運動不同的價值旨趣我們可以把當代生态運動劃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與生态中心主義思潮相聯系的生态運動和生态政治，其核心是強調自然的内在價值，而要求人類親近自然、尊重自然，放棄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由此形成生态自治主義和生态無政府主義的生态政治和生态運動，主張樹立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并通過經濟零增長的穩态經濟模式來維系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第二種是與環境主義思潮、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生态現代化理論相聯系的以追求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為目的的生态運動。上述兩種類型的生态運動都是在不改變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範圍内的生态運動；三是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為指導的生态運動，其特點是主張把生态運動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相結合，破除反生态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當代生态運動對生态文明理論建構和生态文明建設包含三種啟示：一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制約；二是必須正确區分環境保護與生态文明建設的區别。生态文明建設是環境保護，但不是所有的環境保護都是生态文明建設。西方各種力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範圍内的綠色發展運動無疑是一種環境保護，但由于其哲學世界觀還沒有上升到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其發展的目的并不是以滿足人民群衆的需要為目的的，其環境運動的目的是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産所需要的自然條件；三是環境保護與社會制度的關系。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其生産目的是為了生産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産必須遵循經濟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隻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産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設，生态文明建設隻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有可能真正展開，隻有闡明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我們才能真正把握上述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一系列論著中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僅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資源的枯竭、生态環境的破壞，城鄉之間、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的裂縫，而且通過殖民活動在開拓世界市場的過程中，對被殖民國家進行自然資源的掠奪，也造成落後國家生态環境的破壞，使生态問題呈現出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隻有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代之以能夠合理協調人與自然物質變化關系，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共産主義社會，才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被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展，并由此形成了生态社會主義思潮。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在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生産的目的是為了生産交換價值，而不是為了生産使用價值，缺乏“生産正義”的同時，也批評現實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産目的的非正義性的批判，反而把社會主義的主題轉向了追求分配正義，實際上是繼承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話語，有違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目的的非正義性的批判。他們所主張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由此強調應當恢複生态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原意，把“生産正義”作為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的首要價值。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應當是以滿足人民群衆的需要和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使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理想。

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生态文明建設正是在批判地反思人類生态文明思想史、生态運動，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的基礎上，通過對中華傳統的“天人合一”、“貴和”的和合文化價值觀，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的節儉生存方式的生态智慧展開創造性的轉換，并以“人民至上”和“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為指導，辯證地處理經濟發展、技術進步與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促進民族國家的綠色低碳發展與全球環境治理，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追求，實現人類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變革和理論創新的。

三、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為基礎，批判地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論和對中華傳統生态智慧創造性轉換的基礎上，在深刻地回答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過程中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的。這種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與“深綠”、“淺綠”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統一關系，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各執一端的做法不同，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以曆史唯物主義關于自然觀與曆史觀、人與自然關系辯證統一的理論為基礎，吸收了“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的有機論、整體論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中華傳統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生态本體論上先後創造性地提出了“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概念。上述概念的核心就是強調組成地球生态共同體各要素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構成了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有機關系，這種有機關系要求我們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把自然看作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樹立地球生态共同體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隻有将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才能維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否則就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

第二，強調生态整體的和諧與“生态優先”原則是“深綠”生态文明理論的突出特點。但他們在談論上述思想時是以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統一關系的抽象的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這使得他們的理論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脫離人與人的關系談論生态危機和生态和諧的問題，看不到生态危機雖然以人與自然關系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本質上反映的卻是人與人生态利益關系的危機，隻有協調好人與人的生态利益關系，實現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二是由于“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是把自然生态系統的和諧與權利淩駕于人類的權利之上的，因此，他們是通過貶損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的方式，秉承的是讓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維系生态整體和諧的後現代主義價值立場。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創新則是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既吸收了“深綠”生态文明理論關于維系生态整體和諧與生态優先的原則，又吸收了曆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曆史觀、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思想，摒棄了其後現代主義價值立場，并對中華民族貴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進行創造性轉換，形成了以“和”的生态文化價值觀為核心的生态文化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強調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基礎上，明确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這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也是對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的尊重”^[3]68。但這裡所講的“生态優先”原則、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存在着本質的區别。具體說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所強調的“生态優先”原則是與“綠色發展”的生态發展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擯棄了“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把“生态優先”原則與發展對立起來的做法，強調生态文明建設應當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和前提，脫離了經濟發展談論生态文明建設，無異于緣木求魚的空想。同時又強調這裡所說的經濟發展，不是那種“邊發展，邊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又不是為了經濟發展而将生态文明建設看作一種權宜之計，而是确立生态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戰略地位，追求的是一種綠色低碳發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的生态文明發展方式，這也決定了不能立足于後現代主義價值立場，而應當立足于現代主義的立場來理解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現代化，因此，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所強調的“和”的文化價值觀包括以往生态文明理論所不具有的三重内涵。具體說：其一，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必須樹立“生命共同體”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在實踐中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順應自然，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其二，人與人關系的和諧，核心是要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環境正義原則，通過建立科學的生态補償制度，合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生态利益關系，切實保障人們的生态權益，真正建立一個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和諧社會，并在堅持自然觀與曆史觀辯證統一關系的基礎上，把能否實現人與人的和諧關系看作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關鍵，從而與“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從根本上區分開來；其三，人的身心的和諧。工業文明不僅給人們造成了生态創傷，而且工業文明盛行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也造成了人與人關系、人的身心關系的異化。“和”的文化價值觀要求通過強化公民的環境意識和倡導樹立以珍愛自然為核心的生态文化價值觀，形成節約适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實現人的身心關系的和諧。

第三，“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或者把技術運用、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設歸結為維護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以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都不能正确地處理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堅持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是不可分離的辯證關系，隻不過這種發展不是傳統的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而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生态文明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要求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明确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會财富、經濟财富的道理，踐行生态生産力發展觀，科學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找到實現發展與保護生态環境協同共生關系的新路徑，從而使得“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後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态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4]361。

      第四，“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問題上或者秉承單純的德治主義路向的生态治理觀，或者秉承單純的技術主義路向的生态治理觀，并由此形成地方生态自治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模式。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強調應當把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建設與培育生态價值觀和生态文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使外在的制度強制規範轉化為内在的道德自覺的“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态治理觀，不僅克服了“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問題上搖擺于“德治”和“法治”兩個極端，而且建立了以黨的頂層設計，黨政同責和人民群衆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生态治理模式。

第五，“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上或者是為了保證中産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質，或者是為了維護資本追求利潤，既缺乏滿足人民群衆需要的“人民性”的價值追求，也缺乏對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關懷。而“人民性”的價值追求和“人類情懷”恰恰是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價值歸宿。這主要體現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環境民生論”以及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三個命題上。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群衆史觀，這也決定了中國共産黨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群衆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4]136，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發展的根本目的建立在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促進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正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得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提出了“環境民生論”的命題，其核心不僅是把提供良好的生态産品和生态環境看作最普惠的民生，而且強調把人民群衆是否滿意，是否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看作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唯一标準。這決定了各級政府必須以對人民群衆和子孫後代負責的态度，明确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應當以解決損害群衆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不僅高度重視中國的生态文明建設與綠色低碳發展問題，而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基礎，強調氣候問題等全球環境問題是關系到人類能否建設地球綠色家園和維系子孫後代的生存空間的問題，這一方面要求民族國家都承擔保護唯一地球家園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在當代全球環境治理中，應當堅持環境正義原則，按照造成生态問題的曆史責任和民族國家發展的現實程度，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則，建構全球綠色低碳經濟體系，把民族國家通過綠色發展消除貧困與全球共同繁榮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人民性”的價值取向和“人類情懷”是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價值歸宿，超越了“深綠”生态文明理論和“淺綠”生态思潮，具有鮮明的理論特質。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創新從方法論上鮮明地體現了黨在追求綠色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導向思維、整體思維、系統思維和協同思維，這使得黨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能夠伴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人類文明發展面臨的問題不斷創新和發展，并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提供了科學指南。

四、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曆史過程。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主要體現在通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确立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黨從“思想、法律、體制、組織、作風上全面發力，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态環境保護，推動劃定生态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開創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我國生态環境保護發生曆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5]51。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在生态文明建設上的實踐創新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不僅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而且提出應當把“雙碳”目标納入到生态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标中，要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樹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和，實現堅持美麗中國建設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總體目标。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标要求我們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設看作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的權宜之計，而應當把生态文明建設看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特征，這就意味着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和“雙碳”目标納入到生态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标中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種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生關系現代化的全面的現代化，是一種有别于西方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結局的中國式現代化，并由此必然創造出人類文明的新形态。

      第二，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要求生态文明建設必須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加強黨對生态文明建設的領導，為克服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中“九龍治水”的缺陷，通過深化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組建了生态環境部，并通過“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衆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構建一體謀劃、一體部署、一體推進、一體考核的制度機制”^[6]542，實現了黨對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統一領導與規劃。為了提升生态治理體系現代化和生态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加強黨對生态文明的頂層設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和《關于全面加強生态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等文件的規定，樹立美麗中國、建設全民行動觀，形成了黨和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市場和社會大衆積極參與的生态治理體系，把生态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标與堅決打好防污防治攻堅戰、把解決突出的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的優先領域，與有效防範生态環境風險等階段性目标有機結合起來，有力地促進了生态能力現代化和提升了生态治理的效能。這種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模式是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重大創新。對于如何展開生态治理的問題，“深綠”生态文明理論把生态治理的關鍵歸結為如何培育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和地方生态自治，由此形成生态自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生态治理觀；“淺綠”生态思潮則強調應當以技術革新為基礎，由此形成了由市場主導的多中心主義生态治理觀。上述兩種生态治理觀既無法解決總體資本和個别資本的利益矛盾沖突，也無保證生态治理的有計劃性和系統性，無法保證生态治理的效能，更無法使生态治理建立在滿足人民群衆需要的基礎上。而十八大以來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恰恰是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的基礎上，黨的頂層設計保證了生态治理的系統性與科學性，又要求發揮地方政府和社會大衆參與生态治理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模式，能夠保證生态治理效能的科學的生态治理模式，是對西方生态治理模式的超越與創新。

第三，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進生态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加快生态文明制度體系改革和建設，建立起了生态文明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使生态文明建設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以上述思想為指導，黨領導的生态文明建設先後制定了由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态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治理和生态保護市場體系、生态文明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等八項制度所構成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不僅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可靠的保障，并牢固樹立生态紅線的觀念，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保證嚴守生态保護的紅線；确立生态環境質量隻能更好、不能變壞作為底線，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對生态破壞嚴重、環境質量惡化的區域必須嚴肅問責的環境質量底線；不僅要考慮人類和當代的需要，也要考慮大自然和後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度，保證不突破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資源利用上線，從而推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布局、産業結構、生産方式與生活方式，并通過采取生态補償制度，河湖長制、林長制、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制度等一系列新的辦法和舉措，把優化國土空間開發布局、區域和流域生态治理、國家公園建設、自然保護區建設與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實現有機結合，使我國生态環境保護實現了曆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的變化。

第四，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創新要求各級政府應當樹立正确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并樹立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為價值取向的執政文明。十八大以來黨明确強調了“發展”依然是黨執政的第一要務，隻不過為了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我們所追求的發展不再是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的勞動要素投入為主，以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數量為主的粗放型發展，而應當追求以科技創新為主導，質量和效益辯證統一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隻有樹立上述正确的發展觀，才能破除長期以來流行的唯GDP增長的政績觀，這就決定了應當轉變發展觀念，不再以國内生産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而應當要把生态環境放在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的突出位置。這就要求建立環境責任追責制度，把生态環境指标的好壞作為對幹部考核“一票否決”的标準，通過實現質量和效益内在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生産質量優良的生态産品和塑造優美的生産與生活環境，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也要求各級政府和各級領導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把環境問題既看作是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又看作是改善民生的政治問題，并把人民群衆反映比較強烈的生态問題作為生态治理和生态修複的優先和重要問題解決。實現上述目的的關鍵是各級政府和各級領導要轉換執政文明，把執政的根本目的建立在是否堅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否能夠提升人民群衆的滿足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切實關心人民群衆的生态權益，從而使生态文明建設與提升人民群衆的民生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執政文明既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超越了“深綠”和“淺綠”生态文明理論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歸結為維系中産階級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質，或者維系資本的利益，漠視人民群衆的生态關切、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缺陷。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在生态文明建設中針對中國生态環境保護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新辦法、新舉措，使得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激發了人們對生态環境保護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使得我國生态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五、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當代價值

我們可以從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和提升中國在生态文明建設上的國際話語權，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與建構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三個維度，考察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當代價值。

      第一，從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和提升中國在生态文明建設上的國際話語權的維度看，如何通過發展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使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主要任務。但是，自然資源的制約使得以勞動要素型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為繼，這種發展方式所生産的産品也難以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轉換發展方式，保證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實現中國共産黨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使命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面臨的問題，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認識不斷深化，從當年的‘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今天的‘五位一體’，這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更帶來了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4]359。這不僅意味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和共同發展的現代化，而且意味着必須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轉化為新發展理念，轉換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生态文明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美麗中國建設。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恰恰是在強調黨的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的基礎上，确立生态文明建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戰略地位，通過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通過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生态生産力發展觀，通過建立嚴格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保證生态環境保護的紅線、環境質量的底線和環境資源利用的上線，堅持“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形成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大衆積極參與的生态治理模式，必将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美麗中國建設走向深入。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生态文明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以“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曆史思維揭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自然、順應自然和敬畏自然，不僅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必須走生态文明發展道路，而且強調生态文明建設是人類共同的事業，民族國家必須同舟共濟、共同努力，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經濟體系，建設人類共同的美好地球家園，通過綠色低碳發展，按照“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則，把全球環境治理與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和全球共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的生态文明理論和實踐創新不僅為全球環境治理和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使中國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有利于提升中國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話語權，也為其他民族國家追求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第二，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在生态文明建設上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必将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的全面現代化，并由此創造出人類文明的新形态。“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7]14。習近平總書記在肯定“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現代化普遍規律的同時，也從五個方面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我們的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當然我們建設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我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特别強調了五點，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8]474。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标準，中國式現代化是鴉片戰争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艱辛探索的結果。新中國建立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中國現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就把建設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新中國建立以後，以毛澤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先後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和通過改革開放、“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标，并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曆史性飛躍。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中國共産黨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和發展面臨的國内外新形勢，作出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分兩階段走的戰略部署，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标。相較于西方現代化通過殖民活動掠奪落後國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人與人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的後果，“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質在于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共同富裕，堅持“五個文明”協調共同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現代化，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不僅為後發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借鑒，而且必然會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

人類文明的新形态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其特點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中國文化傳統有機結合，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推進“五個文明”協調共同發展，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文明交流互鑒和文明的多樣性，上述特點也決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本質上是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主義文明。它不僅回答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路徑和目标問題，而且也回答了在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為那些既想發展，又想保持自身自主性、獨立性的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開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方向、新道路，對于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第三，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意義。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使中華民族真正站起來了；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于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展開了探索，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實現共同富裕，并作出了改革開放和“分三步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決策，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繼承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回答深刻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如何實現發展等重大問題的過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創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走向了富起來的曆程；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方位，對于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展開了探索，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飛躍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8]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肯定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同時，也強調“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闆，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隻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曆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6]76。這就意味着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解決社會主義實踐中面臨的新問題，才能真正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正是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曆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面臨的國内、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生态轉向的總結和反思，堅持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論和對中華傳統生态智慧創造性轉化的結果。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實現的生态文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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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ed by CPC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e from growing prosperous to becoming strong,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ecological tu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by transcending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a,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realized.On this basi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de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ic blueprint,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also maintains "people supremacy" and "the people-centered” , strengthens the party leadership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and a series of new measur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in terms of ideology, law,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style. As a result, China'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has achieved a turning point, historic and overarching change.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calls for coordinated and concerted progress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which leads to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alien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s bound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ed by the CPC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as follows: first, it can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econd, the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embodied in it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not only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choi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The third is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ed by the CPC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