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興起，形成了人與自然構成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有機聯系的倫理話語和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前者脫離曆史觀，抽象地談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僅僅從抽象的生态價值觀的維度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後者始終堅持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主張從生産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倫理話語的共同體思想主要是從重建生态價值觀入手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由此形成倡導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反對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的生态文明理論；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則是從分析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的性質入手，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前者是以忽視發展中國家人民生存權，追求質量為導向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後者是捍衛發展中國家發展權與環境權，以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為導向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
關鍵詞：生态共同體；倫理話語；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生态文明理論
伴随着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形成和發展，形成了抽象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和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前者主要體現為要求破除拘泥于人與人之間權利和義務的人際倫理學，建立人與自然生态道德的倫理話語，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脫離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抽象地考察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後者則始終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并由此形成了以協調人與人之間生态利益關系和以環境正義為價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理論。系統考察上述兩種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的特點，以及由此形成的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兩種路徑，對于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對啟蒙理性的超越與生态共同體話語的兩種類型
啟蒙理性的目的是通過運用理性，使人擺脫對神學和自然的崇拜而樹立自立。對此，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指出：“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态中走出。受監護狀态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态。如果這種受監護狀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無須他人指導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決心和勇氣，則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 aude[要敢于認識]！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格言。”[1]啟蒙理性的本質就是要求樹立理性，對自然和神話展開一個祛魅化的過程，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近代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其核心是與啟蒙運動之前把自然看作是有靈魂的以及人與自然構成有機體的樸素有機論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不同，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機械規律運動的被動客體，進而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關系，而維系二者工具性關系的中介就是科學技術，最終形成了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社會進步觀。啟蒙理性雖然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産力發展，但是由于其宣揚的“理性”僅僅是脫離價值理性指導，追求實用和工具性目的的“工具理性”，使得人們在擺脫了對自然和神話崇拜的同時，又産生了對科學技術和财富的崇拜，從而人們對自然的态度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從啟蒙運動之前迷戀自然的奧秘，進而保持對自然的敬畏，轉換到迷戀自然的有用性，強調發展科學技術使自然滿足人的需要，而這種對自然态度的轉變導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滿足人的需要的所謂“現代性觀念”深入人心。由于啟蒙理性表達的是資産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其結果是科學技術進步和運用以及社會物質财富的增長，不僅沒有給社會帶來普遍的福利，反而成為資産階級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使得人的身心、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異化現象。
生态危機的現實與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被打破，使得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和生态共同體思維逐漸形成。生态科學、生物進化論、系統論、協同學、量子力學等自然科學的形成，給人們描繪了不同于近代機械論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世界圖景。近代機械論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是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其特點是把世界描繪為一個可以像機器一樣随意分解和組裝的遵循機械運動的被動客體，“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機器一樣，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機器”[2]。雖然這種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使人們擺脫了中世紀以來的樸素的和神秘主義的神學世界觀，為自然科學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是其機械論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不僅割裂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而且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關系，以至于在促進自然科學和生産力發展的同時，造成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對立和日益嚴重的生态危機。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興起，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自然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它們共同構成了地球生态共同體，并由此使得 “關系”“有機聯系”“相互依賴”等概念成為描述世界圖景的主要詞彙，從而為人類生态共同體思維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也為當代生态哲學和生态文明理論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前提。對此，德國學者漢斯·薩克塞指出，“我們要盡可能廣泛地理解生态學這個概念，要把它理解為研究關聯的學說”[3]，并強調“生态哲學研究的是廣泛的關聯”[4]。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的産生促使人類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類和自然的關系，并從如何處理自然觀和曆史觀的關系出發，形成了抽象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和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
生态哲學強調應當破除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樹立生态世界觀和自然觀、生态認識論、生态方法論、生态價值觀和生态治理論，并把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作為其核心任務。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實際上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從上述生态哲學的共同點和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出發，我們大緻可以把生态哲學劃分為以抽象倫理話語的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生态哲學和以曆史唯物主義的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生态哲學兩種類型。他們雖然都強調生态共同體思維和維護生态和諧的重要性，但是前者是脫離人與人的關系抽象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就決定其解決生态危機主要體現為一種倫理訴求，他們把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對自然的态度，生态價值觀的探讨是其理論的重點；後者則要求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置于人與人的關系之下予以探讨，強調生态危機的主要根源在于生産方式是否合理，生态價值觀隻能在一定的生産方式下才能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作用，從而形成了以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為基礎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并最終形成了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兩種途徑和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
二、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與生态文明理論的建構
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依次經曆了以彼得·辛格、湯姆·雷根等人為代表的動物解放論和動物權利論、以阿爾貝特·史懷澤和保羅·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生物中心論、以奧爾多·利奧波德、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和阿倫·奈斯等人為代表的生态中心論三個發展階段，其共同點是要求突破傳統的人際倫理學，将道德關懷的對象逐漸拓展到人類之外的存在物上，以維護地球生态共同體的整體穩定與和諧。
動物解放論和動物權利論批評建立在機械論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基礎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犯了“物種歧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錯誤。所謂“物種歧視主義”的錯誤就是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屬性為理由，認為人類高于其他存在物，進而把道德關系限定在人與人之間，而把其他存在物排除在道德關懷之外。上述做法的問題在于：一方面人類之外的生物不需要人類所具有的屬性依然能夠很好地生存，而人類之外的生物所具有的屬性人類同樣不具備，并且人類之外的高等生物所具有的自我意識和智力并不比人類的胎兒、嬰兒、白癡低，沒有理由将人類的胎兒、嬰兒、白癡納入到道德關懷的對象，而把人類之外的生物排斥在道德關懷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把是否具有某種生物學特性作為是否具有道德關懷資格的标準，不僅會在生物圈中導緻人類沙文主義的錯誤，影響生物圈的平衡與和諧，而且在人類社會内部也必然導緻性别歧視、種族歧視等錯誤，最終影響人類社會的和諧與發展。所謂“利己主義”的錯誤則是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堅持把人類的利益淩駕于其他物種之上，并由此把道德關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間，堅持的是遵循關注個體利益的利己主義行為準則的人際倫理，這就意味着在生态整體中隻關注人類的整體利益而忽視其他物種的利益。基于以上認識，以彼得·辛格為代表人物的“動物解放論”主要借用西方近代功利主義倫理學為動物的道德權利呐喊，他們借用功利主義倫理學把快樂或痛苦的感覺作為評判善惡的标準的觀點，強調應當以“是否具有感覺能力”作為能否獲得平等道德考慮的标準，由此主張平等地考慮動物的權利；以雷根為代表的“動物權利論”則借用康德的“道義論倫理學”，強調動物也是一個生命主體，理應獲得道德關懷的權利。其共同點是要求颠覆人際倫理學将道德關懷局限于人際之間，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人類之外的生物上。
以阿爾貝特·史懷澤和保羅·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生物中心論者進一步發展了動物解放論和動物權利論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以敬畏生命為核心的生命平等論。在他們看來，生命自身的固有價值不僅決定了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決定了應當修正忽視人類之外生命的利益，把道德關懷僅僅限于人際之間，隻關注人類利益的人際倫理學；應當把倫理關系擴展到包括人類在内的所有生命上，真正做到“敬畏生命”，如此才能實現個人和人類精神和倫理的完善。他們認為應當把“善”看作是保存和促進生命，把“惡”看作是阻礙和毀滅生命，并提出了“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可使發展的生命實踐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5]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在他們看來，隻有以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為倫理原則，敬畏和善待所有生命，才能實現生态共同體的和諧。
以奧爾多·利奧波德、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和阿倫·奈斯等人為代表的生态中心論，進一步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整個生态共同體。利奧波德正是依據生态整體性規律，提出了他的“大地倫理”。在他看來，人類的倫理關系本身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應當根據地球生态整體性規律把倫理關系進一步拓展到人類與大地之間，其核心就是要人類放棄基于個人的經濟利益而濫用自然的行為，以地球生态共同體中的平等者而不是征服者的身份出現在地球生态共同體中，并熱愛、尊重和贊美大地，尊重和高度評價其内在價值，以維護大地共同體的整體與和諧。在他看來，“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确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6]。羅爾斯頓從生态學的整體論規律出發，繼承了有機論哲學傳統，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觀價值論”，強調生态系統不僅具有系統性和目的性，而且具有自身的固有價值，并由此提出了“自然價值論”的環境倫理學。在他看來，那種把價值看作是滿足人類的需要的觀點本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價值論。因為這種主觀價值論完全否認了價值評價與價值對象之間的内在聯系，把自然物的價值看作是人類主觀認定的結果，不僅沒有看到在生态系統中包括人類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評價者，都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評價、選擇和利用周圍環境，而且完全忽視了确定價值也必須以客觀事物的内在屬性為前提。在羅爾斯頓看來，“主觀價值論”不僅面臨上述理論難題，而且也必然面臨着難以評價人的價值這一問題的實踐悖論。按照“主觀價值論”的觀點，人的價值也取決于他是否能夠滿足他人或社會的需要，取決于對他人和社會的貢獻大小，這就意味着那些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不大，甚至隻能依賴社會和他人的嬰兒、老人或殘疾人就隻有很小的價值。顯然，把是否滿足他人和社會的需要看作是判斷個人價值大小的觀點必然會否定人是目的這一基本原則，進而貶損人生存的尊嚴與權利。羅爾斯頓由此強調自然既有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價值，又有不依賴于人類需要的内在價值，并強調人類隻有把自己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體中的普通一員，并尊重“自然的内在價值”和“自然權利”，才能真正維護生态系統的整體和諧。阿倫·奈斯為了論證“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提出了“生物圈平等主義”和“自我實現”理論。所謂“生物圈平等主義”，就是指人不過是整個生态系統整體中的普通一員，不應該擁有其他存在物所沒有的特權；人應該平等地對待生态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維護生态系統的整體和諧。所謂“自我實現論”，就是要求人類走出狹隘的自我，充分認識到生态系統中的其他存在物和人類一樣都是生态共同體的内在組成部分，必須走出那種僅從人類利益出發的人類中心主義，實現從“狹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轉換。
可以看出，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的特點是借助于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性規律，以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為基礎，脫離自然觀和曆史觀的内在統一關系，拘泥于把人類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體中與其他存在物一樣的普通一員，主張樹立“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這些抽象的倫理話語，強調人類應當放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狹隘的利己主義思想，平等地對待和尊重地球生态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的利益和權利，以維護地球生态共同體的整體穩定與和諧，而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正是借助于這種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話語建構起來的。我們可以從生态危機論、生态價值論和生态治理論三個維度分析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理論建構邏輯和理論得失。
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借助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人性的貪婪是造成生态危機的根源。這是因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隻關注人類的利益，把人類之外的存在物的價值歸結為是否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由此非理性地運用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科學技術，通過實現經濟無限增長來滿足人的非理性的貪欲，并把人的幸福簡化為對物質财富的占有和消費，忽視人的幸福的精神維度和環境質量，其結果是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生态共同體的失衡。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由此在生态價值觀上主張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樹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并主張限制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經濟增長，将生态價值觀的變革、個人生活方式和地方生态自治有機結合起來展開生态治理。應該看到，生态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對于反思人類對待自然的态度和實踐行為的後果，激發人們保護生态系統平衡的意識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由于他們是借助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來建構生态文明理論，這就決定了其理論不僅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且也無法真正有效地指導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生态危機表征的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出現了危機，而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總是在一定的生産方式下展開的，這就意味着要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必須聯系生産方式的探讨以及人類對自然的看法和倫理态度的讨論，把曆史觀和自然觀有機結合起來。在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的影響下，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恰恰不去探讨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而把生态危機僅僅歸結為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對此，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福斯特和佩珀提出了深刻的批評意見。福斯特批評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僅僅從價值觀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機的根源與實質，認為其問題在于“忽視了社會思想與自然—物理環境之間的聯系（或者簡單地采取‘人’将不斷取代自然這種必勝論的觀點），因此，切斷了社會理論與對人類和自然關系的反應之間的真正聯系”[7]，其實質就是把生态危機僅僅歸結為抽象的價值問題。佩珀則明确指出應當從生産方式的角度，而不應當從人對自然的看法和人性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和本質，“應該責備的不僅僅是個性‘貪婪’的壟斷者或消費者，而且是這種生産方式本身：處于生産力金字塔之上的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8]。也正是由于僅僅拘泥于從抽象的價值觀的角度無法揭示生态危機的根源和本質，因而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無法找到解決生态危機的現實途徑。
第二，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所倡導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一系列難題。從理論的難題上看，生态中心論者所秉承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是從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性規律直接推導出來的，混淆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區别，面臨着哲學史上“是”與“應該”關系的休谟難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它們又力圖借助人們道德境界的提升和神秘的體驗論證它們的理論主張，其結果必然陷入相對主義、神秘主義的錯誤中，進而将自然神秘化。佩珀對此指出：“存在着對自然内在價值理論的各種異議，它的理論與含義、它的歸諸于直覺而不是理論論證、它的不可能性（我們不知道自然是否賦予本身以價值，我們作為人類隻能以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談論自然）以及它試圖建立一個自然—社會二元論的趨勢。”[9]事實上，我們始終隻能從人類的需要出發談論生态平衡、自然的價值與權利問題，脫離人的需要和權利談論自然的價值和權利，實際上是一種将自然的價值和權利置于人類的價值和權利之上的反人類主義做法。更為關鍵的是，當人類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發生矛盾沖突時，我們總是優先考慮人類的需要。從實踐面臨的難題看，由于生态中心論者把人類僅僅看作是生态共同體中普通的一員，忽視和否定人類這一主體對生态共同體主動調适的作用，實際上是用貶損人類的價值、尊嚴來保護生态的權利，既無法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珍稀動物與一般動物的生态利益沖突，也無法解決自然界得以有序運行的“食物鍊”所造成的所有動物之間的生态利益沖突。同時，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社會所奉行的以财産權為基礎的行為準則存在着根本的沖突。按照以财産權為基礎的行為準則，人們可以自由地處置自己的财産，即便這種行為導緻一系列環境問題也不應當因此受到社會的懲罰。正是這一實踐中的難題導緻了西方環境美德倫理的産生。環境美德倫理就是因為生态中心論無法真正解決實踐中的上述難題，強調應當改變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拘泥于研究和評價人類對自然的行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思維方式，從研究行為者的品質的角度，轉向探讨如何形成人類的良好品德與解決生态環境問題的關系，進而使人們采取正确的行動來保證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共同發展。
第三，生态中心論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具有明顯的德治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在樹立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和實現個人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反對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實現地區生态自治，是生态中心論提出解決生态危機的主要途徑。由于生态中心論的生态文明理論是以抽象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其理論具有抽象的文化決定論的特點，這不僅使他們把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生态價值觀的危機，而且也把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訴之于重塑生态價值觀，完全忽視了對人類與自然之間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的分析，不懂得生态危機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而且更反映了人們在生态資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與沖突，不懂得解決生态危機決不僅僅是一個改變人們對自然的看法的問題，核心在于合理協調人們之間的生态利益關系，從而陷入單純德治主義的失誤中。同時，當代生态危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與資本的全球化運動密切相關，地區生态危機與資本全球化都存在着密切的聯系，這就意味着單純的地方生态自治隻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态危機，決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态危機。生态中心論所提出的反對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完全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生态文明建設的現實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真實需要。與西方國家面臨的提高生活質量這一主題不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則主要是如何通過綠色發展滿足人的生存需要，這就意味着發展中國家的生态文明建設不僅需要追求經濟增長，而且應該大力發展綠色技術，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就是說，西方生态文明理論解決的是如何提升生活質量問題，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态文明建設而言，主要是如何通過綠色發展解決人們的生存需要的問題，生态中心論所主張的拒絕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本質上就是要保護其既有的生活質量，而他們既有的生活質量又是以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生态環境為前提的，其理論主張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
三、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與生态文明理論的建構
馬克思、恩格斯将德國古典哲學提出的“主體原則”與“曆史原則”貫徹到底，超越了近代主客二分的主體形而上學，建立了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和生态哲學思維方式。與近代主客二分的主體形而上學不同，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堅持“實踐辯證法”與“曆史生成論”辯證統一、自然觀與曆史觀有機統一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指出人類與自然既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又是在實踐基礎上的具體統一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了有機聯系的生态共同體。在這個生态共同體中，人類依賴于自然而存在和發展，同時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又在一定的生産方式下，通過實踐利用和改造自然，從而形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與人與人的關系。與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脫離生産方式抽象地探讨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生态思維方式具有現實性、批判性和理想性辯證統一的特點。所謂現實性，就是指馬克思、恩格斯總是立足于現實看待人類、自然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這集中體現在他們把人看作是現實的人，把自然看作是與人的實踐密切相關的現實的自然；所謂批判性，就是指馬克思、恩格斯總是把生産方式批判與生态批判有機結合起來，強調正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異化，以及人類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的中斷；所謂理想性，就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強調隻有變革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生産關系，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即共産主義社會，才能夠合理協調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消除人類與自然的異化關系，最終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共同解放與和諧發展。正是在上述生态思維方式的指導下，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态》《共産黨宣言》《烏培河谷來信》《自然辯證法》以及《資本論》等著作中系統論述了人類和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曆史觀和自然觀的辯證統一、科學技術異化使用所造成的生态問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以及資本的空間生産所造成的環境問題、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統一等生态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生态文明理論，并從根本上影響了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生态文明理論的建構。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邏輯起點是闡發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與自然辯證統一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奧康納明确指出曆史唯物主義已經認識到人類曆史和自然界處在一種辯證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中，而且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生态本性；福斯特把唯物主義哲學分為堅持嚴格決定論的德谟克利特唯物主義傳統和既堅持唯物主義決定論又堅持自由意志作用的伊壁鸠魯有機論唯物主義傳統，認為馬克思繼承和發展的是伊壁鸠魯有機論唯物主義傳統，并通過對黑格爾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近代自然科學的批判性考察，形成了以實踐為基礎的探讨人和自然的相互聯系以及以物質變換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從而在分析生态問題上比生态中心論更具優勢。因為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強調物質——社會生産條件這個社會前提，以及這些條件如何限制人類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因為，在馬克思那裡，至少是在恩格斯那裡，這種唯物主義從來沒有忽視過這些物質條件與自然曆史之間的必然聯系，也就是與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必然聯系”[10]。福斯特正是在闡發曆史唯物主義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如何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斷裂和生态危機的；佩珀則明确指出曆史唯物主義不僅與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各執一端的技術中心論和生态中心論不同，而且所堅持的是主張勞動基礎上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有機論和一元論；休斯則在肯定曆史唯物主義秉承與生态思維相适應的有機論、整體論方法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态依賴原則、生态影響原則和生态包含原則，強調和揭示了人與自然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包含着豐富的生态思想。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不僅堅持從曆史唯物主義生态共同體思想出發建構生态文明理論，而且始終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解決應當從解決和協調人與人的生态利益關系入手，這使得他們反對抽象的生态中心主義的倫理話語，始終堅持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态批判入手揭示生态危機的根源，他們或者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産與其生産條件的“第二重矛盾”，認為“第二重矛盾”的運動必然導緻其生産條件的破壞和生态危機；或者揭示受經濟理性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必然導緻生産的無限擴張與生态系統的有限性矛盾的緊張和生态危機；或者揭示資本在利潤動機支配下無限度地濫用自然，必然造成生态危機；或者揭示資本主義借助消費主義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維系其政治統治的新方式必然會造成生态危機。由此，他們強調解決生态危機的關鍵在于變革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在建立以生态理性為基礎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上來談論人們生态價值觀的轉變。在他們看來，隻有把制度變革與生态價值觀的變革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解決生态危機；隻有在以生态理性為基礎和生産以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為目的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中，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不僅不會造成生态危機，而且能夠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和諧發展。在生态價值觀上，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反對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認為不能脫離人的實踐、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談論生态危機，強調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不僅在理論上難以成立，而且在實踐中也必然會因為無法真正保護人的權利和尊嚴而導緻使自然神秘化的缺陷；另一方面反對建立在資本和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不以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或者主張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捍衛真正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或者建立以反對資本主義颠倒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關系、具有反資本主義性質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更為關鍵的是，無論是秉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還是秉承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都強調實現以所有制正義為核心的“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以及對于解決生态危機的重要性，充分彰顯了曆史唯物主義生态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底蘊。可以看出，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曆史唯物主義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由此形成了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的哲學世界觀維度、制度批判維度、生态價值觀維度和經濟維度。在他們眼裡，生态文明既不是讓人們回到窮鄉僻壤的受制于自然的生存狀态，也不是對工業文明的絕對否定。恰恰相反，生态文明對工業文明是否定中有肯定，是繼承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和經濟成就，并在樹立創造性勞動價值觀和幸福觀的基礎上使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和經濟成就服務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态文明是超越工業文明的嶄新文明形态。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共同構成生态共同體的思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人不僅堅持以實踐為基礎的自然觀和曆史觀的統一，而且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以及新發展理念，強調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實現發展的速度、數量和質量的統一，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協調發展，最終形成了包含以“生命共同體”概念為基礎的生态本體論和生态方法論、生态生産力發展觀、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态治理觀、環境民生論等内容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共同體”概念是習近平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生态共同體思想，批判地繼承和發展西方生态哲學的有機論哲學世界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結果。其核心是應當認識到 “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11]，因此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否則必然會遭到自然的報複。“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隻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12]正是以“生命共同體”概念為基礎，習近平提出應當根據當前中國發展的現實回答 “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13]，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應當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以及“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等原則。[14]而要實現上述奮鬥目标，就必須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15]的生态文明發展理念，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辯證統一的生态發展觀。由于“生命共同體”概念不僅揭示了生态共同體組成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而且突出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堅持整體論和系統論的思維方式與方法論，因此習近平提出了既要制定生态治理的嚴格制度，保持生态治理的底線規則，又要加強生态文化和生态價值觀建設，提升人們保護生态資源的道德自覺的“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态治理觀，并把衡量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标準歸結為人民群衆是否滿意，以及是否能給人民群衆提供良好的生态産品，由此形成了“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态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16]的“環境民生論”，要求我國的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始終立足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應當重點解決人民群衆所關注的諸如大氣、水、土壤污染等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通過轉化發展方式和加強生産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态空間的科學布局，使良好的生态環境成為人民群衆生活質量的增長點，從而切實在保障人民群衆生态收益的同時，向人民群衆提供良好的生态公共産品。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運用于國内生态治理和國際生态治理中。從國内生态治理看，習近平強調必須建立科學的生态補償制度，“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來解決下遊地區對上遊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末端産業對于源頭産業的利益補償”，[17]從而切實保障生态受損地區的生态補償，協調好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生态利益。從國際環境治理看，習近平強調應當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按照造成生态危機的曆史責任和民族國家發展的程度，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環境正義”原則，把實現民族國家消除貧困和經濟發展、全球環境治理和共同繁榮有機結合起來。他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與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做生态文明建設的主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加快建構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共同緻力于全球生态治理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
四、兩種不同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與兩種不同類型的生态文明理論
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同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決定了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兩種不同路徑，最終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生态文明理論。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生态發展觀、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論等問題上存在着根本區别。具體來說：
第一，兩種不同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決定了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不同路徑。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雖然依據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性規律，突破了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要求樹立整體論和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但其脫離曆史觀抽象地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而把生态危機的根源和生态危機的本質歸結為人們生态價值觀的危機，而不去考察人與自然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不去考察支配人與自然關系背後的人與人的關系，也看不到生态危機本質上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生态資源占有、分配和使用的生态利益矛盾，這就決定了其理論建構必然僅僅從抽象的生态價值觀入手，而不是去考察如何協調人們之間的生态利益矛盾，并把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歸結為對人們生态價值觀和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因而既無法找到解決生态危機的現實之路，也必然無法有效地指導生态文明建設。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則在堅持樹立整體論、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基礎上，堅持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一方面強調人與自然存在着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并能伴随着人類實踐的發展實現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因而人類史與自然史具有内在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又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這就決定了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在探讨生态危機根源這一問題上，不僅要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生态價值觀問題，而且強調更應當從探讨人與人的關系入手找尋生态危機的根源，并把合理協調人與人的生态利益關系看作是解決生态危機的關鍵。這就決定了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總是從社會制度、生産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并反對生态問題讨論上的抽象的倫理話語。可以說，正是生态本體論的不同理論内涵決定了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不同路徑。
第二，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從維護生态共同體的穩定與和諧出發，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隻考慮人類的需要和利益，而否定和忽視人類之外的存在物的需要和利益，進而倡導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它把人類當做生态共同體中的普通一員，并通過貶損人類的價值與尊嚴來維護生态整體的利益。這種思想在思維方式上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具有完全的一緻性，隻不過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偏執于人類的利益不同，其所偏執的是自然的利益。與之不同，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則強調生态價值觀隻能在一定的生産方式的基礎上強化或緩解生态危機，并反對脫離人類的需要談論權利義務關系，強調脫離人的需要和利益就無所謂自然的價值和自然的權利，并由此形成了以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為基礎，捍衛人類真正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的“人民至上”的價值觀。
第三，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建立在這一價值觀基礎上的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進而将科學技術運用、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其生态發展觀的本質不僅是把生态文明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而且是為了維護西方發達國家既有的生活質量，完全不考慮發展中國家人民追求生存的權利。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主張從生産方式入手，而不是從抽象的倫理價值觀入手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強調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與生态文明建設不僅不沖突，而且生态文明建設必須以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為基礎和前提，因為當基本生活需要無法滿足時，人們就會以破壞生态環境的方式追求生存。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樹立生态生産力發展觀，擯棄工業文明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采取生态文明的綠色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有機統一，科學技術的革新和運用能否服務于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而不是滿足少數人非理性的欲望。
第四，以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和以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問題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和對立。以倫理話語的生态共同體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現代化和資本全球化，拘泥于抽象的生态倫理價值觀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要求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破壞後果由所有人承擔，這顯然是有違環境正義的原則的。不僅如此，其所提出的限制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的生态治理論，是建立在忽視西方現代化已經完成，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力圖通過現代化消除貧困和追求生存的現實之上的，是一種保護西方國家既有生活質量的西方中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以曆史唯物主義話語的生态共同體思想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則以環境正義為價值訴求，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堅持環境民生論，把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需要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和歸宿，并主張民族國家通過踐行綠色發展方式，将消除貧困、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與促進全球環境治理和共同繁榮有機結合起來，因而是一種以環境正義為價值追求，追求生存導向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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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s such as ecological sciences has formed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of ethical discourses which focus o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urses.The former breaks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bstractly,it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values;the latter always adheres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outlook on nature and history,and emphasizes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The community thought of ethical discourse mainly starts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 to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us form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advocates ecocentric values and oppos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while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in 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o explore the source and s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The former is a Western-centrism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guided by the pursuit of quality,and it ignores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latter is a non-Western-cent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oriented to defend the right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eet people's elementary needs.
Key words:ecological community;ethical discourses;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urses;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文章來源：《雲夢學刊》2021第五期
作者簡介：王雨辰，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17AKS0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自選項目“國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宣辦發[2015]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