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要
西方生态思潮總的看可劃分為以“生态中心論”為基礎的“深綠”生态思潮、以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生态思潮、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以及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四種類型，他們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理論性質和價值立場，圍繞着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觀、生态發展觀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争論，其理論争論根源于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和非西方中心主義之間的分歧。我國學術界對西方生态思潮的研究先後經曆了從引進、評介、借鑒到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探索四個階段，由于對西方生态思潮不同流派的借鑒、認同，形成了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的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圍繞一些問題産生了激烈的争論：在生态本體論上圍繞着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在生态價值觀上圍繞着如何處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如何理解共同體概念以及樹立共同體價值觀、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應當樹立生态正義還是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在生态發展觀上圍繞着如何處理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生态文明建設，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質以及如何處理生态文明與工業文明的關系。這些争論展現了西方生态思潮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的理論影響和理論效應。系統清理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論得失、理論性質、理論的價值立場及其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的影響，是建構既促進中國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又有利于全球環境治理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前提性問題。
2關鍵詞
西方生态思潮；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生态發展觀；生态文明理論研究
我國學術界對西方生态思潮的研究先後經曆了從引進、評介、借鑒到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探索四個階段。西方生态思潮對我國學術界關于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觀、生态發展觀等問題的研究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系統清理西方生态思潮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及其對生态本體論的探索
我國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的建構是在西方生态思潮的引進和評介過程中，在結合我國生态治理的現實，對西方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借鑒、選擇和認同的結果。
西方生态思潮盡管流派衆多、觀點各異，但總的看可以劃分為以生态中心論為基礎的“深綠”生态思潮、以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生态思潮、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以懷特海過程哲學為基礎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這四種類型的生态思潮在生态危機、生态價值觀和生态發展觀等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争論，他們的分歧和争論的實質根源于其理論基礎和理論性質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西方中心主義與費西方中心主義之間的差别。具體說：“深綠”生态思潮的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其目的是捍衛中産階級的自由、權利和既得利益；“淺綠”生态思潮的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發展哲學，其理論目的是捍衛資本整體利益和可持續發展。雖然他們在具體理論觀點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論，但是他們都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範圍内，或者通過單純的生态價值觀的變革和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或者寄希望于技術的進步和制定嚴格的環境制度解決生态危機，是捍衛資本利益和追求生活質量的西方中心主義生态思潮和綠色資本主義理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則明确把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強調隻有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以及與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相聯系的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物質主義幸福觀，建立勞動幸福觀和共同體價值觀，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或市場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态危機，或者使經濟發展真正滿足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或者使窮人免受生态危機的傷害。他們的理論基礎或者是曆史唯物主義，或者是懷特海式的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基礎的不同使他們的理論側重點也有所不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和價值觀批判有機結合起來，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雖然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是生态危機的根源，但他們的理論重點則是強調現代性價值體系的批判為基礎和以共同體價值觀為主要内容的有機教育，其理論的共同點是以窮人利益為基礎的反對資本的生态文明理論，從理論價值立場看，其理論屬于以追求窮人生存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
上述四種類型的西方生态思潮不僅具有不同的理論基礎，而且也存在着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性質的區别，這主要體現在他們如何看待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及其對生态本質的理解上。如果說現代主義是依據啟蒙運動以來所倡導的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科學主義的觀念，通過對宗教神話祛魅化，強調社會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并把人類的自由和幸福歸結為經濟增長的話，後現代主義則是在批判現代主義的理性主義、主體性和人道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等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相對主義、神秘主義、多元和多樣性、差異和不确定性等觀念，反對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經濟零增長的穩态經濟的理論主張。西方四種類型的生态思潮中，“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在理論基礎和理論目的存在着根本的差異，但他們都主張通過技術進步和技術運用，解決生态危機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保證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利用工業文明的技術成就，超越工業文明的哲學世界觀、發展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秉承的是現代主義的價值立場；“深綠”生态思潮和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則把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所謂和諧狀态，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拒斥科學技術大規模使用的自給自足的農莊經濟。
理論基礎和價值立場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生态本體論問題上的差異。具體說：“深綠”生态思潮反對近代主、客二分的機械論哲學世界觀，主張由生态科學、系統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宇宙萬物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有機論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淺綠”生态思潮的目的在于力圖通過技術革新和制定嚴格的環境制度，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秉承的是與資本相聯系的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反對笛卡爾以來的現代主義主、客二分的哲學世界觀，主張把懷特海過程哲學的所強調的萬事萬物處于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機關系的“關系實在論”作為生态文明的生态本體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是以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為生态本體論，一方面強調人與自然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另一方面又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這不僅決定了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必然包含着制度批判的維度，而且也決定了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必然包含着矯正人與人關系的環境正義維度。
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在生态本體論問題上深受西方生态思潮的影響，并形成了借鑒西方不同的生态思潮而形成的不同理論譜系的生态文明理論。
第一，借鑒或認同“深綠”生态思潮的論者，把生态科學所揭示的生态學規律和有機論的生态哲學作為其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餘謀昌、盧風、葉平和雷毅等人 。在他們看來，與傳統哲學立足于人的尺度，堅持主、客二分的哲學世界觀不同，生态哲學既不是以人為尺度，也不是以自然為尺度，而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尺度，人與自然的關系由此是生态哲學的基本問題。餘謀昌先生把生态哲學的本體論歸結為生态科學所揭示的有機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因為生态科學在哲學世界觀上秉承“關于世界存在是‘人—社會—自然’複合生态系統”的觀點， 生态科學所揭示的整體性規律和生态學規律以及生态觀超越了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構成了生态哲學的本體論，并把“深層生态學”理論家阿倫·奈斯所闡發的以“生物圈平等主義”和“自我實現”為主要内容的深層生态學以及“深綠”生态思潮的代表人物利奧波德、羅爾斯頓等人的理論看作是建構生态本體論的理論資源和理論基礎。
第二，由于“深綠”生态思潮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哲學本體論或者是具有後現代性質的生态哲學，或者是具有後現代性質的懷特海的過程哲學，這使得借鑒和認同“深綠”生态思潮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學者也把自己的生态本體論和生态觀明确肯定為後現代主義的哲學世界觀。餘謀昌先生明确指出：“我們把生态哲學看作是後現代世界觀，它的結構包括四部分：生态觀研究；生态認識論研究；生态方法論研究；生态價值研究”， 隻不過由于後現代主義思潮包括以福柯、德裡達和拉康等人為代表的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和以大衛·格裡芬等人為代表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餘謀昌先生所說的後現代哲學世界觀實際上是指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哲學世界觀。雷毅先生在《深層生态學：闡釋與整合》一書中明确指出深層生态學反對笛卡爾以來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個體主義的哲學範式，主張一種以生态科學為基礎的整體主義的哲學範式。這種新的哲學範式秉承一種生态整體主義的生态世界觀、生命具有内在價值的倫理觀和重視直覺、綜合、整體主義的生态方法論。衆所周知，深層生态學所主張的生态整體主義世界觀雖然是以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的，但是它所主張的“生态大我”“生物圈平等主義”主要是訴之于直覺和人們道德境界的提升來證明的，具有鮮明的後現代主義性質。盧風先生同樣把生态哲學看作是超越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現代哲學的一種後現代哲學世界觀，這種後現代哲學世界觀秉承生機論的自然觀、謙遜的理性主義知識論、共同體主義政治哲學、自然主義價值論、超越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和幸福觀和反經濟決定論的文化觀 。以這種生态哲學世界觀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與“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屬于同一理論譜系，其共同點是脫離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的維度，抽象談論人與自然的關系與實現二者和諧的途徑。
第三，以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為理論資源，挖掘、整理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是我國學術界建構生态文明理論本體論的又一緻思方向。這一方向以陳學明、張雲飛、郇慶治、陳永森、解保軍以及筆者等人為代表。陳學明先生在肯定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是與後現代主義相對立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同時，強調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在回答生态危機這一問題上“不像其他的研究者停留于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層面，就人與自然的沖突來談論人與自然的沖突，而是通過人與自然的矛盾來揭露人與人的矛盾，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提升到人與人關系的層面來分析研究”。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強調人與自然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系，人與人關系的性質決定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陳學明先生進一步把上述思想貫穿到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概論》一書中。張雲飛、郇慶治、陳永森、解保軍先生以及筆者進一步闡發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的内涵、特質與生态文明理論體系，成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建構生态文明理論的學術群體。
2、西方生态思潮對生态價值觀的争論及其對我國學術界的影響
生态價值觀問題是西方生态思潮反複争論和探讨的問題。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探讨主要圍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個人主義價值觀和共同體價值觀”以及“消費主義價值觀和勞動創造價值觀”這三個問題展開。
“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争論貫穿于西方生态思潮發展過程的始終。“深綠”生态思潮就是在質疑和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并依次經曆了動物權利論、動物解放論、生物中心論和生态中心論等發展階段。動物解放論和動物權利論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物種歧視主義的價值觀，它導緻了人類僅僅隻關注自身利益，并以人類之外的生物不具有人類所具有的特性為理由，認為人類之外的生物隻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價值，從而導緻了人類濫用自然和虐待動物的行為。他們利用功利主義倫理學和康德的道義論倫理學，要求突破以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人際倫理學，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人類之外的動物身上。生物中心論基于“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這一認識出發，要求把道德關懷的對象進一步拓展到所有生命體上，進而提出“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可使發展的生命實踐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 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生态中心論”主要借助生态科學的整體性規律，要求樹立“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進一步将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動植物之外的整個生态系統之上。“深綠”生态思潮由此指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及其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科學技術的運用是生态危機的根源，要求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樹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則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當作現代性價值體系的内容，批評這種價值觀與資本追逐無限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将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經濟總量的增長，将幸福簡化為物質享受而忽略了幸福應當包括自由和環境因素在内的其他内容，是一種導緻人類粗暴地對待人類之外存在物的，應當抛棄的扭曲的生态價值觀，并由此提出與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相一緻的“共同體價值觀”。
“淺綠”生态思潮對生态中心主義的質疑和批評作出回應。他們回應的要點在于：一方面，由于任何物種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而保護生态的目的在于捍衛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就決定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不僅是合理和必要的，而且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完全否定了作為地球進化頂點的人類應當承擔保護生态平衡的責任和義務，進而僅僅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實際上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人類專制主義”，造成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因此必須修正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這種修正主要是把基于感性偏好和基于狹隘的個人利益的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為基于理性偏好、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按照“淺綠”生态思潮的說法，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有利于解決生态危機和維系生态平衡。
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内部在生态價值觀問題上存在着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戴維·佩珀、瑞尼爾·格倫德曼等人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喬爾·科威爾、特德·本頓及其本頓陣營所堅持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兩種類型。秉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評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既無法得到理論上的科學論證，又必然導緻自然神秘化和生物道德的荒謬結論。在他們看來，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所堅持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是把自然科學所揭示的事實判斷直接轉換為價值判斷的結果，無法真正解決“是”與“應當”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生态中心論者隻能借助于神秘的體驗、直覺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來論證他們的理論觀點，不僅無法保證其理論觀點的科學嚴密性和普遍性，而且必然導緻相對主義、神秘主義的後現代失誤。在這些理論家看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無法否定，也不應該否定的。這是因為：一方面所謂生态危機都是相對于人類而言的，是人類不恰當的實踐行為造成的不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消極後果，同時任何理論建構都離不開人類的實踐經驗和文化；另一方面所謂“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總是離不開人類這一中介的，否則就無法談論價值和權利的問題。在揭示了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無法成立之後，上述理論家也批評了“淺綠”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揭示“淺綠”生态思潮雖然自稱代表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但實際上代表的是資本的利益，是一種與古典經濟學相聯系的“階級中心主義”和“地方中心主義”，其目的是維系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就決定了“淺綠”生态思潮依然秉承的是以資本為基礎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其理論本質是一種環境保護理論和綠色資本主義理論，既不可能解決生态危機，又必然在其追求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強化生态危機。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應當以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為基礎，并與古典經濟學沒有聯系的真正的集體和人類的長遠利益為目的的人類中心主義。秉承生态中心論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把生态危機看作是人類的實踐活動違背了生态系統的整體性和完整性的結果，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産的目的不在于生産使用價值，而在于生産交換價值，進而使自然生态系統商品化和碎片化，違背了生态系統的本性，解決生态危機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樹立與生态系統本性相适應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他們所說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與基于“深綠”生态思潮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所述的事物的内在屬性和本性具有一緻性，但同時又有“深綠”生态思潮所不具備的反資本主義的内容。因為其核心内涵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将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的“反政治經濟學”概念，這體現在他們所倡導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恢複使用價值的生産上。
西方生态思潮還圍繞應當樹立“個人主義價值觀和共同體價值觀”以及“消費主義價值觀和勞動創造價值觀”展開了激烈的争論。“淺綠”生态思潮從維系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這一目的出發，依然堅持以資本為基礎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秉承的是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是一種綠色資本主義理論。“深綠”生态思潮、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要求破除“淺綠”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以資本利益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要求樹立共同體價值觀。但他們所說的共同體價值觀的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具體而言，“深綠”生态思潮根據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性規律，并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基礎，要求樹立生态共同體價值觀。這種生态共同體價值觀要求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要屈從于自然的價值和權利，并由此反對人類任何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行為。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根據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态整體規律和以過程哲學為代表的有機哲學，宣稱自己是代表抵制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重要力量，是強調在人們之間以及任何自然之間建立共同體的一種經濟和政治哲學。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則主張通過以共同體價值觀為主要内容的有機教育，破除追求無限經濟增長的反生态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與生态時代相适應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所說的共同體實際上是超越民族國家，以世界公民的有機關系為基礎和由諸種不同共同體所構成的普遍共同體，是要求樹立所有生命共生共榮及公正分配資源和機會的知識和價值觀為主要内容的共同體價值觀。但問題在于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态文明理論一方面把地球共同體看作是不同共同體所構成的，如何保證不同共同體之間的協調關系，進而保證整個地球共同體的和諧是他們面臨的理論難題，另一方面他們在強調共同體價值觀和利益的同時，又把生态文明的本質理解為拒斥現代技術的運用和脫離全球化的自給自足的農莊共同體的本土經濟，實際上存在着理論上的自相矛盾。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批評個人主義價值觀是現代性價值體系和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内在組成部分，服從和服務于資本對經濟無限增長的追求這一目的。另一方面又強調消費主義價值觀則既承擔支撐資本主義經濟不斷擴張的功能，又起到将人們的興奮點牽引到對商品的占有和消費，進而使得人們的政治意識淡化、批判意識弱化，起到使人們認同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政治功能，其最終結局是人自身生存的異化、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由此要求把樹立勞動幸福觀看作是擺脫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基礎和前提。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确立共同體價值觀和以所有制正義為主要内容的環境正義價值取向對于解決生态危機的重要性。在他們眼裡，存在着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和以公有制和自由人聯合體為基礎的共同體，他們所強調的共同價值觀是以馬克思關于共産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論斷為基礎的，因為“生産者自由聯合體的概念無疑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基石”。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還指認資本主義生産目的的不正義性是造成生态危機的根源，強調隻有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變革資本主義生産目的的不正義性，确立以所有制正義為主要内容的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态危機和展開生态文明建設。西方生态思潮關于生态價值觀的争論對我國生态文明價值觀的研究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一，如何看待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問題成為我國環境倫理學和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反複讨論和争論的問題，并由此形成三種觀點。具體說：其一，以餘謀昌、盧風、雷毅等人為代表，他們都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堅持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餘謀昌先生把生态哲學看作是超越主、客二分的現代哲學的後現代哲學，批評主、客二分的現代哲學隻承認生命和自然界僅僅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性存在，它“強調人與自然的分離與對立，人與社會的分離和對立，宣揚鬥争哲學，主張人類主宰和統治自然界。這是當代生态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思想根源”， 并在批評現代哲學的還原論和分析論的線性思維方式的同時，強調應當用一種适合生态時代的後現代性質的生态哲學代替現代哲學，強調生态哲學肯定地球生态系統的整體性、有機性和内在價值。盧風先生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看作是一種支持人類征服自然、破壞地球生物圈的意識形态，強調“在未來的文明中，我們應當樹立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體認價值的客觀性，承認人與生物圈的關系也是倫理關系；體認超越于人類之上的級終實在的存在，體認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其二，汪信硯、劉福森等人通過質疑生态中心主義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辯護。汪信硯先生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反映的是人類關于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種認識和思考，依次經曆了古代宇宙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中世紀神學人類中心主義和現代環境倫理的人類中心主義三種曆史形态，隻有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才具有明确的價值取向。從價值論的意義上看，既可以是以人類整體和長遠利益為價值指向的“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可以是以特殊利益為價值指向的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從來沒有在人類實踐中存在，人類實踐中有的隻是各種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他們是造成生态危機的根源。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态思潮批判的也正是各種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但他們的問題在于走向了對一切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并由此形成了以生态環境為中心的生态文明理論。而這種理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生态環境總是相對于人而言的，是以人為中心的，它本身就預設了人類的中心地位。實際上，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可能超越的隻是某種具體形态的人類中心主義” 。如果否定了“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隻能導緻反人道主義、甚至是反人類的荒謬結論。劉福森則強調生态中心主義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都無法得到科學的理論論證，面臨着“是”與“應當”的矛盾，無法說清楚權利義務之間的對等關系，其根本問題在于完全脫離人類的利益，片面強調自然的價值，在理論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論矛盾，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應當是出于對人類的全局和長遠利益考慮，在保護人類的利益和保護自然之間實現辯證統一。其三，王鳳才先生根據他對霍耐特承認理論的研究，建構了他的妥協理論，其核心則強調生态文明理論不能以任何為中心，否則就會導緻與生态文明相矛盾的二元論的傾向，隻有抱着與自然妥協的态度，才能保證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和實現生态文明。
第二，學術界圍繞生态文明應當建立和秉承何種生态價值觀這一問題展開了系統的探讨。具體說：其一，借鑒和認同西方“深綠”生态思潮而形成的生态價值觀。餘謀昌先生認為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三個層次證明自然的價值的主觀與客觀的内在統一，并特别從本體論的角度批評了建立在“主觀價值論”基礎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認為“自然價值是由自然事物的性質，它的結構和功能決定的” ，這實際上是認同西方生态思潮的“自然價值論”的觀點，隻不過餘謀昌先生強調在實踐論的層次上講，自然是“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的有機統一。基于這一認識，他借鑒羅爾斯頓的觀點，進一步提出了“生态價值”的概念。所謂“生态價值”就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與價值。它不僅具有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和享受有價值——這是它的外在價值，而且它按生态規律和目的性地生存，這是它的内在價值。肯定生命和自然有價值，這是生态哲學成為新的哲學範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哲學的重大進步”。與餘謀昌先生相比，盧風先生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與工業文明的“科技萬能論”、“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追求無限增長的“資本邏輯”存在着内在的聯系，強調“隻有根據生态學和生态價值觀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即生态學和生态價值觀應該成為生态文明制度建設的指導思想”。而他所說的“生态學和生态價值觀”就是指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态學和生态價值觀。其二，借鑒和認同當代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潮形成的後物質主義幸福觀和共同體生态價值觀。除了“淺綠”生态思潮之外，當代生态思潮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立場對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價值觀、幸福觀展開了批判，要求樹立後物質主義幸福觀、共同體生态價值觀，我國學術界對生态價值觀問題的探讨深受他們理論觀點的影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科學技術進步、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與資本邏輯相結合，被當代生态思潮指認為既是工業文明發展和繁榮的基礎，又造成了當代生态危機，他們的上述觀點對我國學術界關于生态價值觀的探索主要産生了三種影響。具體說：一是立足于後現代主義價值立場，批判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要求樹立後物質主義幸福觀和共同體生态價值觀。盧風、雷毅、王治河等人是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不同的隻是盧風和雷毅等人是借助西方“深綠”生态思潮的觀點，而王治河等人則是借助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過程哲學的觀點，來批判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強調建立後物質主義幸福觀和共同體價值觀的重要性。盧風等人批評工業文明盛行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經濟主義對人們的信仰的‘污染’或腐蝕” ，認為生态文明就是用系統論、整體論的方法去診斷和糾正現代工業文明的根本觀點和綜合症，樹立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和共同體的政治哲學替代現代性價值體系。王治河等人則強調應當用建設後現代過程哲學對人們展開“第二次啟蒙”，用崇尚差異、簡樸和共同體的利益的後現代過程哲學來拒絕崇尚鬥争、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代性哲學 。二是運用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和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批判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以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體思想，特别是以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為基礎， 強調應當樹立與生态文明相适應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勞動幸福觀和共同體價值觀。三是西方“深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環境公正問題的探讨使得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中出現了是樹立“生态正義”，還是樹立“環境正義”價值取向的争論。“生态正義”是“深綠”生态思潮的理論話語，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生态科學基礎上的生态哲學，它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生态正義，也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種際正義；而“環境正義”則是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理論話語，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其核心是認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其核心含義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環境善物和環境惡物的合理分配問題，屬于一種社會正義的理論。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在這一問題上呈現出兩種不同話語的理論建構。部分學者力圖用“生态正義”解決環境資源分配、使用的公正問題 ；部分學者則強調應當以“環境正義”，而不是“生态正義”為基礎處理環境資源的分配、使用的公正問題。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論話語反映了西方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潮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的影響。
3、西方生态思潮對生态發展觀的争論及其對我國學術界的影響
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發展觀問題上的争論主要體現在如何看待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生态文明建設關系問題上。“深綠”生态思潮基于其後現代理論性質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類利益之上，進而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運用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反對人類為了生存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行為，實際上是把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看作是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狀态和生态文明的本質，追求的是一種拒斥科學技術進步和運用，拒斥經濟發展的穩态經濟模式；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則把人類文明與自然對立起來，強調人類文明史就是對自然的疏離史，并以後現代過程哲學為理論基礎，強調生态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認為人類文明發展到了工業文明造成了生态危機，進而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拒斥現代技術的大規模使用的自給自足的農莊經濟；“淺綠”生态思潮則強調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不僅不是生态危機的根源，而且恰恰是解決生态危機的出路，由此強調技術創新、技術的生态化和制定包含嚴格獎懲機制的環境制度是解決生态危機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但他們所說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而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他們把生态文明的本質歸結為保護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發展觀上則主張在建立恢複了生産正義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後，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運用将服從于滿足人民，特别是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集體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則不僅不與生态相矛盾，而且有利于實現人與生态的和諧與共同發展。“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都強調科技創新和科學技術生态化對于解決生态危機的重要性。所不同的隻是“淺綠”生态思潮強調科技創新和科學技術生态化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資本追求利潤的自然條件，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科技創新和科技生态化的目的是為了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科技異化的使用，以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集體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西方生态思潮關于生态發展觀的争論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産生了重要的影響。體現在：
第一，西方生态思潮對于我國學術界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質産生了重要影響。受西方生态思潮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對生态文明本質的理解主要有“修補論”“超越論”和工業文明的生态化三種觀點。所謂“修補論”主要是指工業文明雖然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卻帶來了危及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态危機，這就決定了隻有補充了生态文明這個環節，工業文明才是一種完善的文明。所謂“超越論”主要存在着下列三種觀點。一是受“深綠”生态思潮的影響，強調生态文明就是對工業文明的絕對否定；二是受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強調生态文明是超越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生态世界觀與自然觀超越工業文明的機械論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用可持續的綠色發展方式超越工業文明的不可持續的黑色發展方式，用共同體價值觀和勞動幸福觀的生存方式代替工業文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消費主義生存方式，用人民積極參與的民主管理方式超越工業文明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三是受“淺綠”生态思潮和發展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生态文明本質上是工業文明的生态化。汪信硯先生強調工業文明沒有并且永遠也不會過時，生态文明隻會賦予工業文明以全新的面貌，使工業文明生态化，是利用新的生态技術使工業文明生态化。盧風同樣秉承這種觀點。盧風先生認為，生态文明本質上是運用生态工藝學使工業文明生态化，它克服了生态文明的唯生産力論和對物質增長的無限追求，是以生态工藝學為基礎的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上述不同的意見分歧本質上是如何看待生态文明與工業文明的關系，以及生态文明是否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态。要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厘清不同研究者對“文明”這一概念的理解，确立研究者到底是以技術為中介理解“文明”這一概念還是從社會形态的角度理解“文明”這一概念。如果單純從技術這一中介來理解“文明”的概念，把生态文明界定為工業文明的生态化大緻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從社會形态的角度理解“文明”的概念，我們就應當把生态文明理解為超越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事實上，生态文明本身絕非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因為它還應當包括社會制度與生産方式、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等諸要素，這也正是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什麼要反複強調的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資本主義制度隻有保護資本為了追逐利潤所需要的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從根本上解決生态危機和展開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建立以生産正義性為基礎的生态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生态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人類經曆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态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曆史地看，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 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看法正是立足于社會形态的角度展開論述的。
第二，西方生态思潮不同的理論性質和價值立場對于學術界建構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從理論性質上看，“深綠”生态思潮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屬于後現代性質的理論，其特點是把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和運用與生态文明建設對立起來，把自然或生态共同體的利益置于人類利益之上，或者要求人們通過提升道德境界，或者通過共同體價值觀的培育來維系人類與自然的和諧；“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屬于現代主義性質的理論，其特點是強調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和運用是解決生态危機和生态文明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或者強調資本利益集團的利益勝于強調自然的利益，或者強調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與自然的共同和諧發展的内在統一。從價值立場上看，“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都強調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内，或者通過生态價值觀的變革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或者通過技術革新和嚴格的環境政策解決生态危機，他們或者代表了西方中産階級的利益，或者代表資本的利益，屬于追求生活質量為目的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思潮；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則主張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或者建立生态社會主義，或者建立市場社會主義，是以窮人的利益為基礎的追求生存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我國學術界在探索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過程中深受西方生态思潮的三重影響。一是部分論者由于借鑒和認同“深綠”生态思潮和後現代建設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堅持把生态的利益置于經濟發展和人的利益之上，進而把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使用，在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中陷入浪漫主義的結局；二是部分論者受“淺綠”生态思潮的影響，信奉發展主義思潮，進而把經濟增長的高低看作是發展的主要标準，其結果無法正确處理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三是部分論者要求既吸收“深綠”生态思潮和後現代建設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基于保護生态共同體和諧為目的的“境界論”，又吸收“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要求将發展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設的基礎和前提的思想，同時又揚棄“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要求立足于中國生态文明建設和當代全球環境治理的現實，建構作為一種既能捍衛中國的發展權和環境權，并有效指導我國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又有利于當代全球治理的作為發展觀與境界論辯證統一的生态文明理論。
第三，受西方“深綠”生态思潮和有機馬克思主義自然價值論的影響，結合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闡述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揭示了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道理，指明了實現發展和保護協同共生的新路徑。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會财富、經濟财富” 的論述，我國學術界從經濟學、哲學等維度探讨了自然資源轉換為經濟财富和社會财富的具體機制，強調實現這種轉換的途徑是自然資源不僅必須成為生産資料和自然資本，而且自然資本應當與人造資本、人力資本相結合，建立與生态環境相适應生态産業，并生産出為市場和人們所接受的生态産品，從而使自然資源轉換為現實的經濟财富。而經濟财富能否轉換為社會财富，從根本上取決于是否破除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生産目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環境民生論和生産目的論。通過上述探讨，揭示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與“深綠”生态思潮、有機馬克思主義承認自然的内在價值和維系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共同點，同時又揭示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關于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論述的理論特質。
總的看，西方生态思潮對中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實踐的影響具有積極和消極作用的二重性的特點。從積極維度看，主要體現在不僅使我國學術界通過引進、借鑒西方生态思潮建立了生态學科群，而且也開啟了中國學術界探索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曆程；從消極維度看，出現了不具體分析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論缺陷、理論性質、價值立場，盲目借鑒和認同西方生态思潮的現象，導緻難以科學解決關涉到生态本體論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難以科學關涉生态價值觀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态中心價值觀的關系問題，何種意義上的共同體價值觀問題、生态正義還是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問題，難以科學關涉到生态發展觀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最終導緻對生态文明本質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影響了我國學術界如何科學處理生态文明與工業文明、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生态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如果把建構既有利于中國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又有利于當代全球環境治理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看作是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标的話，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為基礎，系統清理和具體分析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觀和生态發展觀等問題上的理論得失及其對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的影響，應當是完成這一目标的前提性問題。
文章作者：王雨辰，法學博士，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17AKS0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自選項目“國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宣辦發[2015]49号）；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美好生活與馬克思實踐幸福觀的當代闡釋（2020A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