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爾·波蘭尼的社會經濟學著作《大轉型》主要探讨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在他看來，經濟“嵌入”社會表明經濟行為背後具有道德基礎，而經濟“脫嵌”于社會将誘發道德淪喪；“虛拟商品”将會剝離文化和道德所構建的保護層，因而是一種道德堕落；“雙向運動”之市場化運動是極端人為性的、不道德的，而抵抗市場化的反向運動即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是自然的、道德的。波蘭尼對“虛拟商品”的批判脫離了資本主義生産資料私有制，沒有抓住“虛拟商品”不道德性的根源所在。他隻看到“虛拟商品”的自利性而看不到利他性，這也不全面。他把“雙向運動”中的市場化全部歸結為人為性的、不道德的，這完全否定了在現代人類生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的經濟增長，而他極為尊崇的作為反向運動表現形式的國家幹預有可能形成集體控制，對經濟自由和個體權利構成傷害。
關鍵詞：卡爾·波蘭尼；社會經濟學；《大轉型》；經濟倫理
在近年的學術研究中，匈牙利裔英籍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以下簡稱波蘭尼）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他研究市場與社會的關系這一問題的大量成果産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其初版于1944年的名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以下簡稱《大轉型》）已經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五種語言，此書是他的内容龐雜、知識深廣、概念繁多的社會經濟學思想體系的最重要的載體，其社會經濟學思想體系包括古代社會經濟史、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其《大轉型》中蘊含着豐富、深刻的經濟倫理智慧。但從學界目前已發表的關于波蘭尼的學術成果來看，從經濟倫理學角度研讀《大轉型》中的社會經濟學思想的成果并不多見。這部經典著作中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探讨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其中經濟一詞具體地體現為“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市場社會”“自由市場”“自我調節”等，倫理一詞則具體地體現為“自由”“責任”“道德”“良心”等，通過“嵌入”“虛拟商品”“雙向運動”等若幹原創性概念，波蘭尼展現了自己的經濟倫理觀點。正如英國學者蒂姆·羅根所言，波蘭尼與R.H.托尼和E.P.湯普森一起因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成為享有盛譽的“道德經濟學家”，他們的代表作“都試圖理解某種産生于中世紀末期歐洲特定社會形式下倫理和經濟之間的關系——這種社會形式有時候被稱作‘商業社會’，有時候被稱為‘市場社會’，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稱為‘資本主義’”。波蘭尼這一著作中的經濟倫理思想對于豐富經濟倫理思想史學科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學理價值，因此筆者試圖大緻展示這一著作中的經濟倫理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波蘭尼的這一著作體系宏大，因而經濟倫理思想也非常複雜，通過一篇文章不可能窮盡其思想，隻能以其提出的幾個獨特概念為線索，大緻提煉其基本的經濟倫理觀點。
一、“嵌入”“脫嵌”的經濟倫理内涵
波蘭尼的《大轉型》被譽為20世紀公認的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史著作。相較于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同年出版的視自律性市場為圭臬的《通往奴役之路》而言，該書提出了“純粹的自律性市場是一個烏托邦”這一迥然相異的觀點。該書核心思想是“經濟生活嵌入社會系統”，這一思想集中地體現為兩個概念即“嵌入”及與之對應的“脫嵌”。波蘭尼的重要研究者弗雷德·布洛克曾強調，“嵌入”“脫嵌”概念是波蘭尼在社會思想以及經濟關系研究上最為重要的創造，是其社會經濟學思想體系的邏輯起點；同樣是研究波蘭尼的英國學者加雷斯·戴爾認為，相較于其他任何概念，這兩個概念是其最具原創性的概念。對于這兩個概念，我們有必要挖掘其經濟倫理内涵。
第一，“嵌入”是指經濟對于社會的依附，“脫嵌”是指經濟與非經濟制度的分離。這兩個概念是波蘭尼關于經濟和社會之間關系的一種比喻。波蘭尼第一次使用“嵌入”是在其1934年的一篇論文中，意指勞動力體系嵌入其中的社會體系，後來他又在《法西斯主義病毒》中明确提出，除資本主義社會外所有社會體系中經濟生活都是嵌入到社會關系之中的。在《大轉型》中他又說，資本主義社會由市場控制經濟體系對整個社會組織系統産生緻命後果，因為這意味着要讓社會運轉從屬于市場，“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在這裡，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但“一般而言，經濟體系是被涵括于社會體系之中的”。波蘭尼對于“嵌入”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論述體現在他寫作于1947年至1957年的《我們時代過時的市場經濟》《亞裡士多德對“經濟”的發現》《人的生計》等著述中。這兩個概念在其去世20年後受到經濟社會學、生态政治學、制度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學派等領域的許多學者的高度關注，而一些道德哲學家也承認他們的研究受惠于此。很多學者發現，這一思想表明波蘭尼受到馬克思關于異化及生産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者（即資本家）與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勞動者（即工人）相對立的理論，滕尼斯關于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的理論，馬克斯·韋伯關于實質理性與形式理性相沖突的理論的影響。但也有學者如新韋伯主義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尖銳地批判了波蘭尼對這兩個概念的論述；格米西也批評波蘭尼對“嵌入”“脫嵌”的論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到底是把其當成一種方法論原理，用以強調所有的經濟行為必須嵌入到非經濟制度之中，還是當成一種理論假設，用以指代嵌入程度的不同？加雷斯·戴爾則為波蘭尼辯護，認為造成這種模糊性的原因是由于波蘭尼受到滕尼斯關于“共同體”與“社會”可能被用來指涉不同社會類型的影響所緻。但不管怎樣，這兩個概念的内涵大緻可以如此确定，“嵌入”是指經濟附屬于社會的狀态；“脫嵌”是指經濟從非經濟制度中分離出來，造成個人與社會的裂痕的狀态。
第二，“嵌入”表明經濟行為背後都具有道德基礎。“嵌入”一詞作為波蘭尼描繪經濟與社會關系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狀态的概念，意味着在除資本主義之外的前現代社會中，經濟活動都是嵌入到社會系統之中，根植于社會化網絡。前現代社會經濟中也有市場，但這種市場并沒有從社會中分離出來，而是集中體現為社會化的市場。既然經濟嵌入于社會，而社會是一個包含經濟與非經濟的宏大的綜合性系統，社會系統中的道德或精神追求對經濟具有塑造作用，或者說經濟行為背後具有社會和道德基礎。這一理念在波蘭尼那裡是不言而喻的。他于1937年在《現代社會的沖突哲學》的演講中對他的學生說：“法律、道德和經濟從來都是一體的，也就是說，将它們區分開來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大轉型》又表明，一個社會經濟行為的基礎不是個體物質利益動機，而是身份、宗教、道德等社會文化動機。《大轉型》出版後，波蘭尼在他的其他著述中同樣認為，那些立基于“身份”“禮俗”等倫理和道德的社會就是“嵌入”性的社會，其中“政策的調适是為了滿足社會性的需求；社會成員傾向于克制利己主義行為，自覺扮演他們在社會整體中的角色”。但必須區分的是，波蘭尼的“嵌入”概念與自由主義理論不同，後者也承認市場經濟具有嵌入性，但它是嵌入到個體自由、平等、多元等規範中的經濟形态，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是個體自由、平等多元等道德價值，而波蘭尼則是指經濟系統對非經濟系統的嵌入，是為了清晰地勾勒倫理道德、個體動機、社會結構等層面之間的聯系。當然，波蘭尼并不否認市場經濟與自由、平等、多元等原則之間的聯系，但他對于那些支撐市場經濟的自利和貪婪行為給予否定性的評價。他認為，自利和貪婪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使社會疏離化、原子化，社會道德規範被消解，社會混亂和利己主義大肆流行。因此，就經濟與倫理道德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而言，波蘭尼更為看重作為經濟之基礎的後者。
第三，經濟“脫嵌”于社會将誘發道德淪喪。與“嵌入”相對應的“脫嵌”也是波蘭尼描繪經濟與社會關系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狀态的概念，意味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理性的經濟目标作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在主導着社會秩序，它使得任何與資本積累邏輯相悖的社會制度、文化、習俗、道德都逐漸邊緣化，把市場經濟從非經濟制度因素中劃割開來，使之成為市場社會，這種社會有一種趨勢，即不僅否定經濟制度内部的道德因子，而且否定經濟制度外部的社會文化、習俗、道德等力量對經濟制度的引導和控制。他認為，與“嵌入”不同，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脫嵌”的危機促成社會整體的瓦解，導緻政治與經濟分離、個人與社會對立的結果，誘發了道德淪喪。尤其是《大轉型》強調，凡是經濟主導個體行為動機的社會必然是原子化、不道德的社會，其不道德主要表現在：一是剝奪了人們的道德選擇自由，挫傷了人之為人而應有的自信；二是由于資本邏輯和市場交換關系的運行規律作為一種外在的客觀力量支配整個社會和人際關系，導緻道德目的和社會目标屈從于經濟手段，傷害了社會建制和制度結構，從而使人與人相互疏離，社會經濟關系及資本主義世界被神秘化，人們的道德敏感性也因深受妨礙而急促下降，甚至堕入相互傷害的利己主義泥潭。
無論波蘭尼的“嵌入”“脫嵌”概念受到多少批評或多少贊譽，我們認為這兩個概念從經濟倫理學角度來看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嵌入”從文化人類學意義上肯定了經濟或市場總是奠基于道德和文化。人類曆史證明，經濟或市場總是屬人的，是人類勞動創造活動本身，也是勞動創造的結果，是人類本性的發揮和展示，因而它總是負載道德含義的。道德對于經濟或市場具有形塑作用、促動作用、協調作用和引導作用，因此任何否定或擺脫道德的觀念和行為都是不明智的。因為經濟或市場作為一種制度，總是依賴于那些深深地融入人們骨髓之中的社會、文化、習俗和道德基礎，它必須同某些傳統的社會和倫理習俗有機結合。隻有如此，經濟或市場才會得到倫理道德的潤澤，而倫理道德也才會有經濟或市場的支撐，從而煥發充沛的生命力。“脫嵌”一詞表明，波蘭尼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與道德責任之間從關聯走向分離的秘密，在他看來，這種經濟與非經濟制度的割裂會造成經濟行為主體規避履行道德義務之社會責任的危險。但是，這一發現還有一層積極意義，那就是，波蘭尼本來是想借用“脫嵌”來闡釋經濟行為的制度化過程，強調通過規制土地、勞動和貨币市場以确保社會穩定和正常的道德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波蘭尼不僅關注如何使經濟制度更加有效，而且關注經濟體系的組織形式如何影響更大的包括道德秩序、制度框架的社會體系。他認識到市場社會在其絕大部分曆史進程中都存在“嵌入”與“脫嵌”兩種相反的力量，“嵌入”能夠有效重新規制經濟，使經濟重新回歸道德軌道。所以，市場要保持正常運轉，就必須維持一定的“嵌入”性，即“脫嵌”與“嵌入”之間保持平衡，否則可能會陷入霍布斯所論述過的那種自然狀态。
二、“虛拟商品”的經濟倫理特質
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虛拟商品”，這一概念意指土地、勞動、貨币的商品化是一種虛拟，對于這一概念我們同樣可以從經濟倫理角度進行解讀。
第一，“虛拟商品”是社會紐帶斷裂的根本原因。“虛拟商品”是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探讨市場經濟的起源和本質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在該書第一篇“撒旦的磨坊”開頭，他提出，與19世紀那場使生産工具得到近乎神奇改進的工業革命相伴随的是普通人生活的災難性的流離失所。他追問道，那個破壞舊的社會紐帶，“把人們碾成了烏合之衆”，導緻人與自然重新整合的嘗試趨于失敗的“撒旦的磨坊”究竟是什麼？他給出的答案是，一是制度上，是因為意外突發的制度變遷；二是哲學思想上，是因為庸俗功利主義和盲目信仰的自發增長，自我調節機制的經濟自由主義的廣泛流行；三是經濟上，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建立。其實，這些原因實質上都指向市場經濟，而對于市場經濟，波蘭尼理解為“一種由市場價格引導并且僅由市場價格引導的經濟”，其中所有要素如土地、勞動、貨币都被轉化為商品。他說，市場體系下“一切收入必須來自某種東西的出售，而且無論個人收入的真正來源是什麼，都必須被看作是出售的結果”，“它一旦建立，就必須在沒有外界幹涉的條件下才能運轉”。也就是說，是市場經濟導緻“虛拟商品”的強勢出場，兩者的結合就是“撒旦的磨坊”，“撒旦的磨坊”又把連接人們關系的社會紐帶折斷了。那麼，到底什麼是“虛拟商品”？它又該被給予怎樣的道德評價？
第二，商品是指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東西。要理解波蘭尼的“虛拟商品”概念，需要先了解他如何界定商品。在他那裡，商品概念的含義是經驗意義上的。他說，商品是指“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生産出來的物品”，此處“為了銷售而生産”是商品的必要條件而市場則是指“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實際接觸”。市場上的每一種要素都必須是“為了銷售而生産”，隻有如此，這些要素才能“成為與價格相互影響的供求機制的操控對象”。這說明，波蘭尼把商品簡化為“物品”，認為這些物品是可以脫離勞動商品市場而獨立運行的，是普通的人造商品；而市場不過是物品彙集的場所，是供給者和需求者根據價格進行交易的機制。當然，他如此做不是沒有理由的，而是為了把僅僅代表“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的另外一個名稱”的勞動、并非人類創造且“不過是自然的另一個名稱”的土地、“經由銀行或者國家金融的機制形成的”貨币（它們都不是生産出來的，因而根本就不是商品）與商品區分開來，正是通過這樣的區分，才使他借助于具體事實來批判市場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的不道德成為可能。在他看來，土地、勞動、貨币與商品具有本質性的不同，因為它們是不能真正進入市場的，可是資本主義和市場體系還是将它們拖入市場，因此市場或資本主義社會是不道德的。
第三，人和土地轉化為商品或市場要素就是一種道德堕落。市場經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種經濟體制，其興起之前“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哪怕僅僅在大體上是由市場來控制和調節的”，而市場的運轉又有賴于土地、勞動、貨币的商品化。商品化的土地、勞動、貨币就是波蘭尼所指稱的“虛拟商品”。“虛拟”是指它們并不能真正地被轉化為商品，因為實際上它們并非為市場而生，而是由于國家幹預和重商主義政策改變了它們的非商品屬性，使得它們不得不如此。在波蘭尼看來，把人和土地視為商品或市場要素就是一種道德堕落。因為勞動是人才擁有的活動，把勞動當作商品在市場上去交易就是把人當作類似于機器或小麥等物品，這是不符合人道主義的。勞動商品化還會導緻社會毀滅。因為勞動作為一種虛拟化的商品，是不能被推來搡去的，也不能不加分辨地使用，更不能棄置不用，不然，作為它的載體的人類的個體生活就會受到影響。在一個人的勞動為市場體系所操控的同時，具有生理、心理和道德特征的整體的人也被操控。整體的人是由其勞動實踐所創造的，生活于一定社會文化制度和道德環境之中，勞動和文化、道德是他們生活的保護層，“如若被剝奪了文化制度所構建的保護層，人類個體将在與社會接觸的後果中消亡；他們将死于邪惡、堕落、犯罪和饑馑所造成的社會混亂”。
衆所周知，在波蘭尼之前，馬克思也提出了著名的商品理論，而學界确實也有許多人把這兩種商品理論相提并論。其實，相較于馬克思的商品概念，雖然波蘭尼和馬克思都堅決拒斥人類生活為外在的市場力量所擺布，都堅持認為勞動和土地是一種并非由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創造、而是由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所決定的特殊商品，但是，馬克思認為，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産品，它看起來是物但本質上并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就是商品生産者與商品生産者之間的交換關系。商品交換關系當然首先是以商品這種物為中介而建立起來的，但這些作為物的商品并非隻是純粹自然性的經驗可感的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系的載體。這種社會關系首先表現為物質的社會關系，而與這種物質的社會關系相适應，必定會有一種隻能靠思維才能把握的精神的社會關系隐藏于後。這種精神的社會關系也是一個包括社會心理、意識形态、文化、倫理道德等成分的綜合性系統，其中又必定包含着倫理關系。這種倫理關系是基于利益建構起來的，是需要價值規範來調節的，而調節這種倫理關系的價值規範就是商品和商品生産倫理屬性的規範化表現。
在馬克思那裡，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體，因而還具有倫理二重性及其相應的運動形式。他說：“要生産商品，他不僅要生産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别人生産使用價值，即生産社會的使用價值。”這就是說，商品生産作為一種與自給自足、隻為自己生存、孤立分散的農民小生産有重大區别的經濟活動，是一種通過市場交換以滿足他人或社會需要的經濟生産，因而它首先是一種利他性生産；同時商品生産的目的畢竟是生産者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因而它又是一種自利性生産。“商品生産作為一種經濟形式，同時具有為他性和為己性、服務性和謀利性的二重屬性”。這種二重屬性從經濟倫理角度看，就是倫理二重性。當然，這隻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在馬克思那裡，倫理二重性實質上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商品生産隻有具有利他性，才能實現自利性；反過來，商品生産自利性的實現又能轉化為一種推動生産者擴大再生産的動力，從而促進商品生産利他性的增長。另一方面，商品生産的目的首先是自利，利他不過是一種隻有通過交換才能實現自利的手段。因為交換是商品生産必不可少的環節，市場是商品生産不可或缺的中介，由于交換這個環節和市場這個中介無法像自然經濟那樣建立起直接聯系，這樣，作為目的的自利與作為手段的利他必定處于對立之中。這表明，商品生産自利性和利他性的實現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馬克思曾将其形容為“驚險的一躍”，因為它們到底何者能得到實現，能實現到何種程度，始終都擺脫不了供求關系、競争機制、價值規律的約束。正是這些約束條件常常導緻自利性與利他性的不一緻和對立。倫理二重性的這種對立統一關系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生産的勞動二重性，即這種勞動既表現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對立統一，也表現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内在二因素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統一。倫理二重性不過是商品生産的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之為商品而内在固有的二因素在倫理上的特定化呈現。
馬克思還告誡我們，商品生産和商品流通可以在各不相同的生産方式下存在，而“決不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這一論斷從經濟倫理角度看，就意味着作為一種經濟形式的商品和商品生産可以與不同的生産資料所有制形式（如私有制或公有制）相結合而表現出不同的倫理屬性。人類曆史證明，當商品和商品生産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産方式結合在一起時，與這種生産方式相适應，該社會的商品和商品生産就更多地表現為利他性，當然其自利性并沒有消失，它要麼與利他性處于原始混同，比如原始社會，要麼與利他性處于理性基礎上的和諧統一，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當商品和商品生産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産方式相結合時，與這種生産方式相适應，該社會的商品和商品生産就更多地表現出自利性，特别是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和商品生産同以生産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産方式相結合，使得該社會的商品和商品生産的利他性幾乎為自利性所消解，而自利性則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發展到極緻。因此，商品和商品生産的倫理二重性并不是一種抽象的屬性，而總是以一定的生産方式為基礎的具體的、現實的屬性。
綜上所述，波蘭尼試圖把商品和商品生産當作市場社會由市場體系和社會建制原則造成的特有現象，不認同它是一種曆史性的存在，但是波蘭尼又脫離資本主義生産資料私有制，抽象地批判“虛拟商品”的不道德性。雖然這種思想是深刻的，富有洞見的，但還是沒有認識到“虛拟商品”不道德性的根源所在。同時，商品和商品生産是一種具有倫理二重性的經濟形式，而波蘭尼看不到商品和商品生産利他性的一面，隻看到“虛拟商品”自利性的一面，這也是不全面、不公允的。
三、“雙向運動”的經濟倫理意涵
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出的另一個引起人們廣泛讨論的原創性概念是“雙向運動”，即“市場化”運動和“社會反向運動”。這一概念也具有豐富的經濟倫理意蘊。
第一，“雙向運動”是市場化運動所帶來的壓迫及由此應運而生的社會的反抗運動。在波蘭尼那裡，“虛拟商品”實際上就是指市場化，而市場化又構成其“雙向運動”理論的前提假設。因為市場化不僅危害人類、自然和市場交易，也會導緻社會的不滿、抗議、抵制和自我保護行為。“除非人類和自然的組成要素，以及其商業組織都能得到足以抵抗這個撒旦磨坊的撕裂效應的保護，否則任何社會哪怕片刻都無法承受這種粗陋假設體系的沖擊”。“商品化虛構”或市場的全球化擴張使數量巨大的物品被卷入其中，土地和人的命運被交由市場安排，而這等于是毀滅了它們，由此人們就一定會奮起反抗。“一個深層次的運動已然形成，它緻力于抵擋市場控制下的經濟所産生的惡性影響。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在奮起保護自己”。市場擴張是一種運動，社會的自我保護是一種與市場化相對峙的反向運動，即“堅持在生産、勞動和土地等要素方面對市場活動進行抑制”的運動。這兩種運動合在一起就是波蘭尼所說的“雙向運動”。
第二，“雙向運動”之市場化運動是不道德的。“雙向運動”的内涵其實并不複雜，簡單地說，它是指市場擴張所帶來的壓迫以及自然而然地随之而來的反抗。從經濟倫理角度看，這一理論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市場擴張與國家幹預的關系。市場擴張導緻的破壞性影響使得社會自然而然地興起自我保護運動，而社會的自我保護又要求代表國家的政府多樣化地施策以便幹預市場、限制擴張，如進行社會立法、征收關稅、建立央行、管控貨币等。政府幹預就意味着國家被賦予調控經濟、維護社會福利、保障平等權利的權力。所以，在波蘭尼看來，市場擴張是不道德的，而政府幹預則是道德的。
波蘭尼關于市場擴張不道德的觀點與哈耶克的觀點恰好相反。哈耶克認為，任何社會都擁有一個未經刻意創造的自我生成或源于内部的秩序，即自生自發秩序，也稱人類合作擴展秩序，這種秩序是由市場産生的，它不僅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而且創造道德。在哈耶克看來，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内在的即來源于人類本能的道德，如休戚與共、利他主義、集體決策等，但這種道德難以維持擴展秩序；二是自然演化而并非人為設計出來的道德，如節儉、分立的财産、誠信等，擴展秩序就靠這種道德得以維持。他說：“道德規範，尤其是我們的财産、自由和公證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創造，而是由文化進化賦予人類的一種獨特的第二禀性。”這種經由自然形成的過程産生的“市場的道德規則使我們惠及他人，不是因為我們願意這樣做，而是因為它讓我們按照正好可以造成這種結果的方式采取行動”。雖然哈耶克與波蘭尼一樣運用二分法，将社會秩序分為擴展性秩序和建構性秩序，即為實現集體目标而人為設計的秩序，但他把擴展性秩序看作是自我創生的，也是道德的。而在波蘭尼那裡，擴展秩序則是“極端人為性”的，即是政治創造特别是國家有意識地幹預和強力控制的産物，也是不道德的。
第三，“雙向運動”之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是道德的。在波蘭尼那裡，以政府幹預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的自我保護是自然的。他的這種觀點在凱恩斯那裡得到充分的闡述。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幹預。他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中聲稱，要徹底澄清作為放任主義根據的倫理基礎，認為“個人在經濟活動中一向擁有‘天賦自由’”“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定互相一緻”“開明的利己主義總是為公共利益努力”等說法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沒有根據的，或者是錯誤的；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流弊應該采取國家幹預的手段來消除，在他看來，雖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有許多極其要不得的方面，但與迄今為止的任何制度相較，這種制度通過高效管理或努力設計社會組織，“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目的”，“與我們所滿意的生活方式的觀念”相契合。至于具體的幹預措施，他建議中央機構要加強對通貨與信用的審慎管理，加強對企業的引導和監督，特别是儲蓄和投資應由國家通盤考慮。隻有依憑集體動作的力量，才能從技術上促使資本主義得到改進。當然，在關于國家幹預的道德後果的判斷上，凱恩斯與波蘭尼并不相同，後者認為市場擴張激發社會的自我保護，這種保護短期内可以支撐市場體系的運轉，但長期看卻破壞了市場本身之有效性，即國家幹預損害了市場自我調節，這導緻一種最終将颠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破壞性張力”的産生，同時，民主與資本主義也存在無法調和的沖突，因而調節性的管控資本主義注定是要崩潰的、是不穩定的社會結構系統。
波蘭尼對市場擴張的否定性道德評價顯然是不合理的。市場擴張的确會帶來一些不道德的後果，但這不能全部歸結為市場運行體制本身。實際上市場體制本身是公正的、道德的。受“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市場體制以市場主體的自我意志為基礎，遵循以下三個道德原則：一是自主原則，即市場主體在自我意志支配下自主決斷、選擇而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幹預，遵循這一原則才能創造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即效率。也就是說，人們是因為自由而不是因為效率才選擇市場體制，效率是自由帶來的。二是責任倫理，即主體對決斷的後果自我擔責。由于市場行為是市場主體自主選擇的，主體當然就不能把行為後果推給外部因素而應該自行負責。遵循這種倫理才能建立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契合的倫理關系，從而增進經濟倫理秩序。三是合作倫理。市場上的主體雖是千差萬别的，都帶着不同目的，但“正是因為在市場中人們追求自己設想的目的，所以市場才可以利用有關人們的需求與偏好（這些需求和偏好是通過價格機制被捕捉到和傳達的）的知識獲得空前的效率收益”，市場交換既能推動每一個主體對那些“在經濟上最為成功的行動過程的探索性學習”，也能推動那些“分散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衆多個體”進行相互之間的“需求與偏好的探索性學習”，因而它實際上是一個合作機制，而其所遵循的倫理原則就是合作倫理。波蘭尼把市場擴張帶來的不道德後果與市場體制本身的道德性混同，從而把市場體制也判定為不道德，這不僅有失偏頗，而且還留下一個巨大的危險，即完全否定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在現代人類生活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如果否定它，就會使人類生活水平的提升化為泡影，使人類經濟平等由于無效率而成為夢幻。而經濟增長恰恰是作為一種迄今為止相較于其他經濟體制而言最能創造财富的機制即市場經濟創造的，“這種機制在已經确立市場體制的社會中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水平”。另外，市場秩序的類型既有哈耶克所揭示的自然演進的秩序，也有人為建構的秩序，任何一種單一的秩序都不能說是完整的市場秩序。而波蘭尼把市場秩序全部歸結為人為性的，雖然他有其特定的批判旨趣，但這并不能證明他的認識是全面的，相反正好說明他的判斷是偏頗的。
雖然市場體制本身是公正的、道德的，但其運行的結果則可能是不公平、不道德的，任其盲目擴張則一定會給社會帶來不道德的嚴重後果。盡管按照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根本不需要政府的幹預，隻要能夠保障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競争的自由權利，就能夠實現社會和諧和分配正義”，但為使市場機制得到合理定位，即将其嚴格限定在經濟領域，而不至于滲透到非經濟生活領域中，則需要國家采取措施進行幹預。換句話說，市場上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平等競争原則等市場經濟基本原則，但在非經濟生活領域則不能如此，否則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就會經濟化、市場化，從而陷入波蘭尼所嚴厲批判過的那種境地。隻有合理定位市場，讓市場在它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運行和擴展，其不道德後果才能得到抑制，道德性也能更好地突顯。然而，市場盲目擴張雖确需國家幹預，以保證社會公共目标的實現和從制度安排上解決由市場缺陷所帶來的經濟倫理問題（如負外部性問題、公共産品分配不公問題等），但這種幹預也必須适度，即國家權力必須有所限制，不能無限擴張，政府也必須進行準确的職能和角色定位，可能會侵損經濟自由、個體權利和程序正義。波蘭尼因為市場擴張導緻不道德的後果而極為尊崇國家幹預，主張采取大幅度集體控制的手段來對财産權利、價格體系、生産組織進行管控，這顯然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四、結語
波蘭尼通過《大轉型》提出了諸多對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曆史學、經濟學等學科都有重要啟迪的原創性概念，建構了一個宏大的社會經濟學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中蘊含着他對“嵌入”、“脫嵌”的道德後果的揭示，對“虛拟商品”的道德判斷，對“雙向運動”的道德評價等經濟倫理思想。這些思想以自由市場批判為主題，蘊含着如下核心觀點：自由市場體制雖然帶來了效率大幅提升和财富迅速增加的良好後果，但也隐藏着文明崩潰的征兆，導緻整個社會系統産生了依靠市場機制本身無法根治的“社會分化”和“倫理碎化”這樣兩大病症。其中，前者是指市場與國家或經濟與政治分離而演變為左右自然環境與人類命運的唯一力量，其結果将使整個社會走向毀滅，因而市場經濟的發展絕對不能剝離文化和道德為其所構建的保護層，經濟生活必須自始至終嵌入社會生活；後者是指秉持自由主義信條的市場體系創生了一個人們高度理性且隻遵循效用邏輯去行動的道德貧乏的社會，其結果是共同體被恣意破壞，真正的個體責任被任性推卸，道德行為受到系統阻礙。本來市場體系是人類親手創造出來服務自己的市場體系，轉而演變為奴役人的異己性力量。因此，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不完全是由既定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規律決定的，不斷演化的社會規範和風俗習慣也是決定因素，市場經濟活動應該重新回歸社會，尋求道德的呵護和引導。
波蘭尼以《大轉型》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學思想得到學界高度評價。有學者認為，《大轉型》是與馬克思《資本論》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一起對自由市場經濟提出最強有力批評的著作。布洛克等人甚至評價該書超越了“經濟主義的謬誤”，建構了一個“整體性社會科學的框架”。但也有學者對該書提出了激烈批評。包剛升在清晰分析《大轉型》一書後說：“《大轉型》并非一部邏輯嚴密和論證嚴謹的著作”，其社會經濟學的“很多觀點在邏輯和論證上均存在瑕疵。的确，波蘭尼思想體系蘊含着諸多矛盾，也有許多令人難以接受的誤判，甚至他所提出的新社會方案正如他批判的自由市場是一個烏托邦一樣，也陷入了一個烏托邦。但有一點應該肯定，這就是哪怕他生活的時代動蕩不安，一生颠沛流離、生活困頓，但仍然始終葆有關心人類命運、關注文明未來的道德情懷。
作者：龔天平，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師範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劉潛，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