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實然”和“應然”的矛盾出發，生态文明理論可以劃分為作為工具論和目的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并在當代具體中展現為“以生存為導向”還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以工具理性為基礎”還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由于研究範式和價值立場的局限，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不僅難以解決上述矛盾，而且在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等問題上産生了激烈的争論和分歧，使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或者把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混淆起來，或者不注重生态本體論的研究。要闡發作為工具論和目的論内在統一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内涵與特征，必須在區分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基礎上，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本體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研究。作為工具論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主要職能在于解決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的發展權和環境權，把“以人民為中心”看作是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并能夠作為一種發展觀規範人們的實踐行為和推進民族國家的綠色發展；作為目的論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引導下，堅持尊崇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态文明發展理念，把推進民族國家的綠色發展與全球環境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為理論基礎，以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為指導，建構作為工具論和目的論内在統一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是擺在理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實然”與“應然”；生态文明理論；工具論與目的論；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
根據生态文明的理論基礎和價值立場的不同，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論劃分為作為特殊與地區維度“深綠”、“淺綠”生态文明理論和作為普遍與全球維度“紅綠”生态文明理論。任何生态文明理論都包含了特殊與地區、普遍與全球維度的矛盾，并力求解決這一矛盾。但由于研究範式和價值立場的局限，以往的生态文明理論都沒有解決好這一矛盾，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建構，必須以解決這一矛盾為基礎。本文進一步根據“應然”與“實然”的關系，将生态文明理論劃分為作為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并強調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是作為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内在統一的生态文明理論。隻有在對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分歧做系統評析，進而在區分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不同，在合理評價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内涵與理論特征。
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分歧
任何一種生态文明理論必然包含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生态方法論和生态治理論四個方面的内容。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文明理論在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觀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争論，這種争論對我國的生态文明論研究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本體論問題上的分歧主要體現在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建立在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上，還是應當建立在以生态科學所揭示的生态哲學世界觀或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基礎上。具體說：“深綠”生态思潮反對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以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主張人類與自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系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并由此提出了将“生态利益”置于人類利益之上的生态文明理論；“淺綠”在生态本體論上依然堅持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主張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通過技術進步和建立嚴格獎懲的生态法律法規，保證資本主義生産的自然條件，其本質是一種維系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資本主義理論；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主張以懷特海式的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反對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反對近代二元論哲學把物質和精神對立起來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做法，強調宇宙是由不斷運動變化的不同等級的有機體處于一種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的發展過程中，隻有把包括人類在内的所有存在物處在相互聯系的有機關系中才能得到理解，進而主張用懷特海的“關系實在論”代替近代哲學的“實體本體論”，并堅持整體論和普遍聯系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質，進而為生态文明理論提供本體論基礎。由于有機馬克思主義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稱之為超越了近代二元論、機械論的後現代哲學，這也決定了他們的生态文明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後現代生态文明理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自然觀和曆史觀的辯證統一關系為理論基礎，主張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是以實踐為基礎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系，并以此作為他們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這就決定了要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必須首先解決好人與人的關系，從而使其生态文明理論的批判價值向度必然指向社會制度和社會生産方式。
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價值觀上的分歧和争論具體體現在：“深綠”生态思潮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建立在這一價值觀基礎上的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認為正是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秉承以人類需要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隻承認人類之外存在物的價值隻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價值，從而造成了人類對自然的濫用和生态危機，“深綠”生态思潮由此主張應當确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其核心是強調在生态共同體中包括人類的所有構成要素都具有平等的價值和權利，人類并不具備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價值，其理論實質是以貶損人類價值和尊嚴的方式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類的利益之上；“淺綠”生态思潮則認為，一方面任何物種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不會為别的物種的存在為目的；另一方面人類保護生态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的利益，不能脫離人類的利益談論生态保護。這就意味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身沒有問題，也不應當否定。問題隻在于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人類專制主義”，要求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應當得到滿足，從而導緻了人類對自然的濫用和生态危機。基于以上認識，“淺綠”生态思潮在強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不容否定和抛棄的同時，又主張把基于感性欲望的強勢人類中心主義修改為基于理性欲望和保護生态環境責任和義務的“開明的人類中心主義”；有機馬克思主義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内涵歸結為“學者們用‘人類例外論’這一術語，來概括那些認為人類獨立于支配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自然法則之外的意識形态。幾個世紀以來，人類主要根據自身的利益來建構價值觀，而把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看作人類實現自身利益的‘資源’”。其特點是僅僅從工具性的角度理解自然，隻承認自然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一種隻關注人類的福祉而忽視和否定人類之外存在物的福祉的扭曲價值觀，強調隻有承認地球生态共同體所有存在物的内在價值，樹立萬物平等和有機聯系的共同體價值觀，才能避免人類粗暴地對待其他存在物的态度和行為，從而避免生态危機；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在生态價值觀上存在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兩種觀點，秉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方面批評“深綠”生态思潮看不到任何生态問題都是相對于人類的利益而言，任何理論建構都離不開人類的曆史經驗這一事實，尤其是看不到當人類的利益與非人類的利益發生矛盾時，我們總是優先考慮人類的利益。“深綠”生态思潮所主張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不僅難以得到科學嚴密的論證，而且會導緻自然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結局，在實踐中也必然會遇到諸如人類與其他存在物之間的權利、動物之間的“食物鍊”等一系列無法處理的矛盾和難題。另一方面，他們也批評“淺綠”生态思潮所主張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不是立足于真正的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是一種立足于資本利益和西方利益，以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虛假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隻有立足于真正人類的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脫離為資本追求利益的古典經濟學，以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真正集體的長期的需要為目的才是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秉承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把生态危機看作是人類實踐行為違背了生态系統的本性，所謂解決生态危機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展開人類實踐，這也是他們所說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與“深綠”生态思潮所說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共性。但是，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又要求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生産中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的做法，強調應當讓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這種批判資本主義生産颠倒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向度，又是“深綠”生态思潮所主張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所不具備的内容，這種理論特質根源于他們不同于“深綠”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的内在聯系，始終堅持曆史唯物主義關于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關系。
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關于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分歧和争論，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第一，生态本體論的性質決定了生态文明理論的性質與價值立場。“深綠”生态思潮所秉承的生态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是割裂自然觀與曆史觀為基礎的，并把“自然”淩駕于“人類曆史”之上，這決定了他們必然會脫離人類社會曆史的維度，忽視對人類與自然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進行的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的分析，隻能停留于從抽象的生态價值觀的維度去找尋生态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也決定了他們隻有強調在現有社會制度框架範圍内，通過生态價值觀的變革與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來解決生态危機；“淺綠”生态思潮的生态本體論是與資本聯系在一起的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雖然他們強調應當通過科技創新和建立嚴格的獎懲機制的環境制度來解決生态危機，但是他們的理論本質是保護資本主義再生産條件，實際上把生态文明理解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産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上述兩種生态思潮都是立足于資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思潮；有機馬克思主義要求以懷特海過程哲學作為生态文明理論的本體論，但他們同時又肯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經濟分析法的當代價值，提出要做一個“懷特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使得他們把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性價值體系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提出既要變革與生态相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使窮人免受生态危機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其前提就是要用“共同體價值觀”代替現代性價值體系中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盡管由于其理論的後現代性質，無法正确地處理人類文明與自然的關系，但是從價值立場上看，他們屬于反對資本主義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本體論是曆史唯物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這使得他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曆史分析法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他們從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資本的本性以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行邏輯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态性質，并強調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适應的消費主義生産方式和文化價值觀進一步強化了生态危機，并由此提出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的雙重變革，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真正解決生态危機。從價值立場看，他們也屬于反對資本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态文明理論。第二，應當正确看待生态本體論與生态價值觀的關系。生态本體論與生态價值觀之間雖然存在着密切的聯系，但二者畢竟分屬于本體論和價值論的不同領域，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把二者完全混同起來。在我國的生态文明理論研究中恰恰既存在着對生态文明本體論問題讨論不夠，又存在着将生态價值論混同于生态本體論的現象。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經曆了從借鑒、認同西方生态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态思潮到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研究範式研究生态文明理論的發展過程。在借鑒、認同西方生态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态思潮的研究階段，認同生态中心論的學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支持人類征服自然、破壞地球生态環境的意識形态，強調“在未來的生态文明中，我們應當樹立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認同人類中心論的學者則認為生态中心主義的價值歸宿不僅貶低了人類的權利和價值，而且也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設是為了保護人類利益的目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隻能是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他們由此運用西方生态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研究範式、概念和範疇展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但是他們主要糾纏于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還是踐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争論，都忽視對生态文明理論生态本體論的探索，存在着混淆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傾向；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特别是21世紀，随着我國學術界對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國内學術界開始挖掘、整理馬克思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并提出了以曆史唯物主義研究範式建構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主張。但卻缺乏對馬克思是如何超越近代主體形而上學的系統考察，創立自己的生态哲學本體論的，簡單地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論代替對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本體論的探索；還有論者認為生态文明理論既不能以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為價值歸宿，也不能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價值歸宿，認為隻要強調了“中心”就有與生态文明相矛盾的二元論的傾向，隻能抱着與自然妥協的态度，才能保證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和實現生态文明。且不論人類如何與自然妥協以及妥協的限度問題，這一觀點實際上把生态價值論等同于生态本體論，秉承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不等于必然秉承二元論哲學，這種觀點勢必會否定以曆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存在的可能性，因為馬克思主義秉承的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
可以看出，加強對生态本體論的研究，把握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的區别，特别是正确評價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得失，不僅對于我們建構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而且也是深化我國的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的重要途徑。
二、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的“實然”和“應然”的矛盾
“實然”和“應然”是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中存在的又一對矛盾。如果說“特殊、地方維度”和“普遍、全球維度”是根據生态文明理論的服務對象和價值目的來劃分的話，“實然”和“應然”的矛盾則是根據“現實”和“理想”的區分而劃分的。從“實然”和“應然”的矛盾入手，我們可以把生态文明理論劃分為“作為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兩種類型的生态文明理論。生态文明理論自産生起就面臨“應然”與“實然”的矛盾，主要體現為“以生存為導向”還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以工具理性為基礎”還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矛盾。
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伴随着生态科學等自然科學的興起和生态危機日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而産生的，美國生态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在1949年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的産生。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一書中依據生态整體性規律，要求把倫理關系從人類之間進一步拓展到人類與大地之間，強調人類應當放棄基于個人的經濟利益而濫用自然的行為，并熱愛、尊重和贊美大地，尊重和高度評價其内在價值，并提出他所主張的“大地倫理”。“大地倫理”的核心目的在于維護大地共同體的整體與和諧。在他看來，“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确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他進一步要求根據上述道德原則，制定法律和道德規範來抑制人們對私利的過分追求，開啟了以維護生态整體利益為目的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态思潮。在他之後的羅爾斯頓、阿倫·奈斯等人進一步提出了生态中心論為理論基礎的“深綠”生态思潮，其核心是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建立其上的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發展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主張通過樹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否定科學技術運用和主張經濟零增長的方式解決生态危機。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淺綠”生态思潮面對“深綠”生态思潮的質疑和批評，提出了基于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保護生态環境責任和義務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強調隻要以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為基礎，通過技術革新和制定包含獎懲機制的嚴格的環境政策，就能在避免生态危機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雖然在生态價值觀問題上存在着争論和分歧，但他們又有如下的共同點。具體說：第一，由于他們都脫離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因而都否定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生态危機的根源，進而要求由所有人共同承擔資本所造成的生态危機的後果，有違“環境正義”的原則；第二，從生态文明理論的價值取向上說，都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生态文明理論，而不是“以生存為導向”的生态文明理論。具體說，“深綠”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是借助于自然科學的規律直接推導出來的後現代倫理觀念，這使得他們把人類文明與自然對立起來，反對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經濟增長，主張經濟零增長。在他們眼裡。所謂“自然”不過是人類實踐尚未涉足的“荒野”，所謂生态文明建設不過是保護“荒野”，其本質是西方中産階級在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之後，保持其中産階級的生活品質和審美趣味，完全無視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遠未得到滿足，還要求通過發展求得其生存的願望；“淺綠”生态思潮雖然肯定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性，但他們所追求的經濟增長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其結果隻能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發展結局，完全忽視窮人生存的需要。因此，上述兩種生态文明理論都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生态文明理論；第三，正因為上述兩種生态文明理論都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生态文明理論，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擔由資本造成的生态危機的後果，導緻了1982年在美國興起了“環境正義運動”，并迅速向世界傳播。“環境正義運動”的核心突破“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僅僅拘泥于生态價值觀抽象地談論生态問題的缺陷，揭示了生态危機與種族、貧困等問題的内在聯系，并在其向世界的傳播過程中形成了“窮人環保主義”運動和環境思潮。如果說“深綠”和“淺綠”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生态思潮的話，“窮人環保主義”則是發展中國家的“以生存為導向”的生态思潮，他們強調生态危機的根源在于工業化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城市特權階層的過度消費以及持續不斷戰争和軍事化，由此批評“深綠”和“淺綠”思潮偏執于抽象的生态價值觀争論，不僅沒有把握生态問題的本質，而且脫離人類的整體利益抽象地談論解決生态危機問題，不僅無法真正解決生态危機，而且會加劇更加的不公平。與“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不同，“窮人環保主義”思潮追求的不是生活質量的問題，而是通過實現平等以及經濟和政治資源的重新分配，并使窮人能夠謀求生存，由此形成了以實現環境資源的分配正義為核心，以維系窮人生存為目的的新的類型的生态思潮。
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不僅存在着“以生存為導向”還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矛盾，而且還存在着“以工具理性為基礎”還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矛盾。理性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體。“工具理性”是理性的技術化和功利化，其運行遵循計算和效率原則；“價值理性”則是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尊重，它保證工具理性運行能夠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啟蒙運動及其現代性價值體系高揚人的理性，強調以科學為中介控制和運用自然，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是，啟蒙運動及其現代性價值體系所宣揚的理性僅僅是脫離價值理性的工具理性，這鮮明地體現在他們對于“科學”的理解上。科學原本是對世界級終本質和規律的把握，但是啟蒙理性以及現代性價值體系卻把對世界本質和因果關系把握的科學當做應當否定和抛棄無用的形而上學，在他們那裡，是否具有“有用性”是判斷是否是科學的唯一标準，這實際上一方面把科學降低為技術，另一方面把科學與哲學、科學與價值的有機聯系人為地割裂開來，以資本為基礎的工業文明下必然導緻科學技術的異化使用，從而使科學技術成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也必然造成人自身生存的異化、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隻有擺脫以計算和效率為目标的工具理性，以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價值理性為基礎建構生态文明理論，才能真正恢複人類對自然的敬畏，解決生态危機和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
從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看，“深綠”生态思潮、有機馬克思主義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都要求破除工具理性的支配，要求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反思人自身、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恢複對自然的敬畏和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解。隻不過“深綠”生态思潮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由于其理論的後現代立場，反對現代技術的運用，進而把人類與自然的和解歸結為反對科學技術運用和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态；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要求通過重建人與人的關系來重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并保證技術運用建立在對人的非理性欲望有效控制的基礎上，最終實現技術運用與人類和自然共同發展的有機統一；“淺綠”生态思潮則是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生态思潮，這不僅是因為其秉承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而且還因為它所謂的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本質上不過是資本的利益，并始終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支配與被支配、利用與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僅僅把“自然”看作是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工具，這就決定了雖然它也強調要用嚴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規來規範人類的實踐行為，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系資本主義生産所必需的生産條件，這決定了它對自然隻能充滿工具性的計算，不可能恢複對自然的敬畏，更不可能真正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
“以生存為導向”還是“以追求生活質量為導向”、“以工具理性為基礎”還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生态文明理論體現了生态文明理論中“實然”和“應然”的矛盾，根據這一矛盾我們又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論劃分為作為“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的生态文明理論，這也決定了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必須是作為“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有機統一的生态文明理論，隻不過與不關注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追求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的工具論的“淺綠”生态思潮不同，作為工具論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力圖通過實現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同時，與“深綠”生态思潮與有機馬克思主義把發展與保護生态共同體的和諧對立起來不同，作為目的論的中國形态生态文明理論追求的是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與實現全球環境治理和保護地球家園之間的有機統一。
三、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
由于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在生态文明理論中的基礎地位，決定了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必須建構和提出自己的生态本體論和生态價值論。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的生态本體論隻能是既符合生态學科和生态哲學所揭示的生态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又符合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需要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本體論，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考察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革命是如何超越近代西方知識論哲學，創立其獨特的生态思維方式和生态哲學的。
近代西方知識論哲學包括經驗論哲學和唯理論哲學，其理論主題是認識論問題，雖然在認識來源、認識方法等問題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論，但他們都把整個世界劃分為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把哲學的任務和功能規定為運用哲學理性，探尋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最終形成了一種主、客二分的知識論哲學。由于其哲學的機械論缺陷，他們始終無法科學地解決物質如何向精神過渡的問題，其哲學必然不斷走向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休谟以懷疑論的方式提出“科學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哲學形而上學是否存在”這兩個重要問題。休谟之後的康德、費希特、席勒、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人逐步提出了“實踐原則”和“曆史原則”來解決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曆史二元對立的難題的思路。但是，一方面他們或者把實踐理解為一種理論活動和自我意識的活動，或者把實踐理解為人類的日常活動，而不是把實踐理解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現實感性活動；另一方面由于其階級立場的限制，他們又無法把“曆史原則”貫徹到底，最終都無法解決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曆史的辯證關系。馬克思、恩格斯繼承德國古典哲學所提出的“實踐原則”和“曆史原則”，并把“實踐原則”和“曆史原則”貫徹到底，從而實現對近代知識論哲學的超越，創立了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使哲學的研究對象、功能和使命與近代哲學相比都發生了巨變。他們一方面批評德國古典哲學對實踐理解的偏差，強調人既是受動性的存在物，必然受外部條件的制約，又是一個通過感性活動，按照自己的目的能動地改造對象的能動性存在物和對象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他們始終強調不能脫離實踐和人類社會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類正是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具體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再像近代哲學那樣把整個世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是把人類社會曆史（包含納入人類實踐中的自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它主要是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研究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不再像近代哲學那樣把探尋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和絕對本質為己任，把人類與自然絕對對立起來，把自然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而是通過考察社會曆史領域中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關系，以探讨如何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為目标和歸宿，這就決定了實踐唯物主義是認識功能、批判價值功能統一的哲學，又是一種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曆史生成論哲學，這種曆史生成論堅持社會曆史主體與曆史客體是同一曆史發展過程，這就消除了近代哲學主、客體之間的尖銳對立，并創立了曆史唯物主義獨特的生态思維方式和生态哲學。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其一，與“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在人類和自然關系問題上各執一端不同，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始終堅持人類實踐基礎上的自然觀與曆史觀的辯證統一的生态自然觀，并把解決人與人的生态利益關系看作是解決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前提，這就決定了其生态哲學必然包含着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批判的維度；其二，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強調自然具有曆史性存在的特點，并把人類社會看作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自然史和人類史具有曆史生成性特點，并且強調自然史和人類史具有具體的曆史的統一的特點，這使其生态文明理論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納入到社會曆史中展開探讨；其三，馬克思的生态哲學在處理人類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具有現實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辯證統一的特點。所謂現實性，就是指馬克思總是立足于現實看待人類、自然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所謂批判性，就是指馬克思始終立足于批判性的立場，看待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所謂理想性，就是指馬克思把消除人類與自然的異化關系，最終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作為其理論的最終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使用“生命共同體”概念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生态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的内涵與特點。在他看來，“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生命共同體”概念要求否定近代機械論哲學把人類與自然機械地對立起來，把自然僅僅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存在物，進而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支配與被支配、利用與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強調人類與自然萬物處于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共生關系中，它們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隻有樹立以“生命共同體”觀念為基礎的有機論和整體論的生态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在順應自然規律、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利用自然規律才能既實現人類的需要，又保證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共同進化，這使得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為生态本體論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能夠克服了“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生态本體論上的片面性，既保證生态文明理論的科學嚴密性，又保證生态文明建設的順利展開。
與生态本體論相對應，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價值論也應當是馬克思主義所秉承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這是因為：首先，馬克思主義明确反對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反對和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這雖然對于反思人類實踐行為的後果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關于“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的主張上不僅面臨着如何從事實判斷直接推出價值判斷的難題，而且也面臨着如何說清楚從權利的屬人性問題向權利的自然性問題過渡的難題。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脫離人類抽象地談論權利問題，因為“人對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系，正像人對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自然的關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離開了人類的存在，自然無所謂價值和權利，這就決定了所謂“自然權利”從本質上隻能看作是人類權利的物化和延伸。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強調不能脫離人類的需要和利益談論生态問題，所謂“生态危機”隻能被理解為人類實踐以不恰當的方式改造了生态環境引發的後果，離開了人類的利益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談論生态危機毫無意義，這就決定了實現“生态平衡”隻能依賴于人類實踐行為的改變。生态中心主義的錯誤還在于認識不到任何生态學理論的建構都離不開人類的曆史和經驗，都具有社會曆史的特點，生态中心主義脫離人類的需要和利益，僅僅從自然的立場來界定生态危機和生态平衡隻會導緻自相矛盾和神秘主義的結局；其次，馬克思主義進一步闡發了不同于近代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内涵和價值指向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無論是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都是以工具理性為指導，都要求通過控制和支配自然來滿足資本的利益，必然會造成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生态危機。生态中心主義者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支配自然”的觀念必然會導緻生态危機，應當說，生态中心主義者的上述批評具有合理性。但是，他們卻由此認為以“支配自然”觀念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必然會造成生态危機這一結論則存在問題和缺陷。因為隻有在這一觀念與資本相結合，并在工具理性和經濟理性的指導下才具有必然性，但是把“支配自然”觀念理解為以價值理性為指導，服從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利用自然規律為前提，使“支配自然”真正與實現人類的利益相一緻，就不會導緻生态危機。基于以上認識，馬克思主義由此闡發了其“控制自然”觀念的獨特内涵。具體說：其一，“支配自然”觀念的主要形式是占有并改變自然，其根本目的既在于維系人類生存的需要，也是推動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其二，“支配自然”雖然要求以人類的利益為基礎和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卻要求應當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不以直接的經濟利潤和滿足資本所制造出來的“虛假需要”為目的，而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前提，以人的自由和解放為價值歸宿，與近代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控制自然”規定為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工具的價值取向存在着根本的區别，這就決定了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自然對人的奴役和為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合理與完全釋放為目的；其三，“控制自然”的觀念又是與如何看待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密切相關的。“深綠”生态思潮與有機馬克思主義把建立在“控制自然”觀念基礎上的科學技術運用看作是生态危機的根源；”淺綠“生态思潮則把科學技術創新和進步看作是解決生态危機的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則堅持科學技術本身并無價值屬性，強調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取決于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的性質。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充分肯定科學的進步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認為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不僅取決于人類的認識水平，而且關鍵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性質，并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異化的必然性；最後，馬克思主義所講的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不僅不會導緻生态危機，而且能夠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共同發展。因為馬克思主義所講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立足于真正意義上的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使生産的目的真正服務于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僅有利于發展和科技創新與運用，而且也必然會有利于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和共同發展。正如佩珀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既反對人類中心論把人和自然的關系簡單地歸結為工具性的關系，進而濫用自然，又反對生态中心論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主張包含對自然的使用價值、道德、精神和審美價值在内的工具價值論，并且強調“支配自然”的本質是認識到“自然隻能夠通過遵從它的規律來利用。因而，‘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個異己的意願，而是通過合作能夠駕馭自然”。這就意味着馬克思主義既強調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産力發展為人類實現自由和解放奠定了物質基礎，又強調人類的自由和解放又不是絕對的，必須以承認和尊重自然規律為基礎和前提。
四、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内涵與功能
從生态文明理論中“實然”和“應然”的矛盾看，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既應當從民族國家利益出發，具有解決當下民族國家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捍衛民族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的功能，作為一種工具論的生态文明理論而存在；又應當從人類共同利益出發，具有促進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實現世界共同發展和普遍繁榮的功能，作為一種目的論的生态文明理論而存在，這就決定了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具有作為一種工具論和作為目的論辯證統一的功能與特征。
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民族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在滿足人民群衆基本生活需要之後，如何進一步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這也意味着實現“生存和發展”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隻不過這種“發展”不再是對生态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和污染的不可持續的發展，而應該是以維系人類與自然和諧關系為基礎的協調、綠色和共享發展，這就要求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具有在維系人類與自然和諧關系基礎上，促進民族國家實現發展的工具論功能，并具體展現為如何理解發展、如何實現發展以及發展的歸宿三個問題，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争論。具體說：第一，“深綠”生态思潮和有機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對那種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發展，但他們或者從維護既有的生活質量這一目的出發，反對人類即便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實踐行為，進而否定發展的必要性和主張經濟零增長；或者為了避免生态危機，把發展理解為拒斥現代技術運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淺綠”生态思潮把發展理解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把發展理解為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維系人類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發展；第二，“深綠”生态思潮為了實現其經濟零增長的目标，認為生态共同體的成員都是平等的關系，人類并不具有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特權，進而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類的利益之上，要求樹立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義價值觀，要求人類在此基礎上通過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地方生态自治，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隻不過他們所講的“和諧”本質上是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狀态，實際上把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對立起來；有機馬克思主義立足于後現代立場，主張拒斥現代技術運用和發展自給自足的農莊經濟，來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淺綠”生态思潮雖然要求通過制定嚴格的環境制度來規範人們的實踐行為，但是他們依然堅持與資本聯系在一起的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主張通過使自然資源的市場化、技術創新和運用實現發展，其目的是為了通過實現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則要求在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上，不再為實現交換價值而生産，而是為滿足人們的使用價值而生産，通過實現生産正義，使科學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有利于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和共同發展；第三，“深綠”生态思潮主張經濟零增長，其根本目的在于維護中産階級既有的生活質量，而否定窮人為了滿足生存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為；“淺綠”生态思潮所追求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其發展必然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的結局；有機馬克思主義主張拒斥現代技術運用的自給自足的農莊經濟，雖然能夠使窮人免受生态危機的危害，但是卻無法真正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要求變革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的資本主義社會，要求建立以生産使用價值和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認為如果實現了生産正義和堅持真正的以集體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經濟發展和技術運用不僅不會造成生态危機，而且必然能夠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共同發展。
可以看出，當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在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發展的價值歸宿問題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論具體體現在：“深綠”生态思潮和有機馬克思主義把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絕對對立起來；“淺綠”生态思潮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發展對于解決生态危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淺綠”生态思潮所追求的是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他們把生态文明建設歸結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産條件的環境保護，這種不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發展不是真發展；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生态文明建設必須以發展和技術創新為基礎和前提，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衆，特别是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如何處理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的關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設和發展的目的與價值歸宿問題，是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事實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對上述問題作了科學回答。概括地說，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圍繞着“全國黨代會報告以及最高權威性文件、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論述和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或生态文明理論”三個層面建構起來的，并具體從以下三個維度科學回答了上述問題：第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生态文明建設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作出了科學的回答。習近平強調，離開發展談論生态文明建設無異于緣木求魚的幻想，特别是在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發展對于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對美好生活追求至關重要。他進一步用“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兩座山形象地說明二者的關系。所謂“綠水青山”就是指良好的生态環境，所謂“金山銀山”就是指經濟發展，二者雖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不僅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這既體現在經濟發展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基礎和前提，也體現在這裡所講的“發展”不是簡單的數量型和不協調的發展，而是一種高質量的内涵式發展；第二，科學地回答了如何實現發展，使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相輔相成。習近平反對那種依靠勞動要素投入和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明确提出了“生态生産力發展觀”，強調應當踐行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規律的生态文明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所謂“生态生産力發展觀”，就是一方面強調要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基礎上追求和實現綠色發展；另一方面要認識到“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使生态資源物化為一種現實的生産力，同時又在發展中保護生态環境；第三，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來規定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所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要求把人民群衆是否滿意，是否有獲得感作為評價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得失的評價标準，從而展現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與“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在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問題上的區别與理論特質。
由于我國當前并在相當長時期内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隻有通過發展才能在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需要的同時，也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隻不過這裡所講的“發展”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而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綠色和協調發展，作為工具論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作用和功能主要在于；第一，由于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在由資本所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展開的，這就決定了維護中國的發展權與環境權是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必須具備的功能。根據聯合國頒布的《發展權利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等文件的規定，發展權和環境權主要是指民族國家具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發展模式以及有自主利用本國自然資源的權利，同時又具有不對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環境污染的義務，并且強調發展權與環境權是民族國家之間必須彼此尊重的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與環境權在當前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還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主要體現在資本不僅利用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國際分工，剝削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權；而且還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與發展道路橫加指責，甚至把當代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以上現實決定了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必須把捍衛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與環境權置于重要的地位；第二，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避免“深綠”和“淺綠”等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無法真正落實于現實而流于空談的缺陷，應當外化為生态文化、生态價值觀和生态法律法規，作為一種發展觀真正落實到發展實踐中，規範人類的實踐行為，實現民族國家生态治理和經濟社會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第三，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生态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生态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所秉承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其鮮明特點一方面在于把人與人的生态利益矛盾的解決看作是解決人類與自然關系和生态危機的前提；另一方面肯定人類在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合理性。這客觀上要求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包含“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把追求綠色發展的目的定位于滿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作為一種發展觀具備指導生态治理和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工具論”的職能。
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應當具備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工具論的職能的話，必須避免“深綠”和“淺綠”生态思潮拘泥于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還應當具有維護人類整體利益和地球生态共同體利益的目的論的職能，應當具有作為工具論和目的論辯證統一的功能。事實上，當代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論都力圖解決“實然”和“應然”、“工具論”和“目的論”功能之間的關系，由于價值立場的局限和無法把哲學研究範式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式有機結合起來，使得他們都無法辯證地解決上述矛盾，或者僅僅拘泥于“應然”和“目的論”的維度，抽象地談論維護生态共同體的和諧，或者僅僅拘泥于“實然”和“工具論”的維度，無法上升到“應然”和“目的論”的高度。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的生态本體論是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堅持生态哲學世界觀和生态自然觀，強調自然史與人類史的一緻性，這種一緻性體現為人類與自然是伴随着人類實踐的發展而形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系。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還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要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必須以合理解決和協調人與人的關系為前提。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上述觀點不僅把生态危機看作是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異化，而且也看作是人與人關系和人類生存方式的異化，并提出隻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建立能夠合理協調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共産主義社會，才能真正避免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裂縫，進而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解和共同發展，實現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立足于人類生存的危機看待和考察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危機，這本質上秉承的是一種哲學研究範式。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還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産方式是如何造成本國的生态問題，并通過考察資本全球化運動的内在邏輯，揭示了資本的全球化運動必然造成生态危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一方面主張運用哲學研究範式從人類的哲學世界觀和生存方式的維度探讨生态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強調樹立生态哲學世界觀和共同體價值觀對于解決生态危機的重要性，并體現為其生态文明理論的目的論維度；另一方面主張用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式聯系資本運行的邏輯探讨生态危機産生的現實根源，主張當代生态治理必須遵循“環境正義”原則，根據不同民族國家造成生态危機的責任承擔全球環境治理的義務，從而解決當代全球生态危機，體現了其生态文明理論的工具論維度。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強調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家園，這就要求民族國家應當樹立遵從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态文明的發展理念，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承擔起呵護地球這個唯一的人類家園的責任；另一方面又強調當代全球環境治理必須根據不同民族國家的曆史責任和現實發展程度，承擔全球環境治理有差别的責任和義務，實現“環境正義”，并最終把民族國家追求發展、全球環境治理和實現全球共同發展與繁榮有機結合起來。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為基礎，在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導下，建構作為工具論和目的論内在統一的中國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是擺在我們理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作者簡介：王雨辰，哲學博士，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武大學報》（2020年第6期）；《高校文科學報學術文摘》（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