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布達佩斯學派理論家馬爾庫什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統一出發将馬克思思想劃分為若幹階段，區分了四種批判理論形式。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社會主義立場出發，運用人本主義哲學（社會現象學）外在地拒斥國民經濟學，開啟了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批判模式；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強調哲學要同經驗曆史科學相融合，放棄了人本主義哲學和現象學的方法，對國民經濟學由基本否定轉向基本肯定，開啟了以哲學（唯物史觀）為導向的批判的經濟學模式；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強調哲學理性批判應同經濟學實證研究相結合，以科學的生産理論為基礎轉向對資本主義再生産過程的研究，創立了以哲學（科學的曆史現象學）為導向基于曆史定位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馬爾庫什對馬克思思想發展階段的劃分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但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差異的論述誇大了二者的斷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誤讀。
關鍵詞：馬爾庫什；馬克思；批判理論
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長期存在着“斷裂說”和“連貫說”的争論。“斷裂說”有兩種形态（階段），第一種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闡釋版本中，這種觀點認為青年馬克思由于受到黑格爾主義和費爾巴哈主義影響，思想不夠成熟，直到1847年前後，确切地說是《共産黨宣言》的發表，馬克思主義才真正誕生。第二種出現在以阿爾都塞為首的唯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闡釋版本中，出于對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反撥，阿爾都塞強調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個“認識論的斷裂”，1845年前是“意識形态”階段，1845年後是“科學”階段。青年馬克思迷戀于哲學（意識形态），老年馬克思傾向于科學。“連貫說”的出現晚于蘇聯版本的“斷裂說”，其産生本就是對“斷裂說”的一種理論反撥。“連貫說”要為青年馬克思“正名”，并以此證明馬克思思想的前後一緻性。其基本觀點是，認為青年馬克思的“異化”“人的本質”“對象化”等概念雖然來自黑格爾主義和費爾巴哈主義，但卻是馬克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線，并且直接影響了馬克思後期思想的發展。“斷裂說”和“連貫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特點，但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隻有堅持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統一，才能把握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真實進程和理論邏輯。在這個問題上，布達佩斯學派理論家馬爾庫什（Georg Markus）提出将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區分為四種形式，并借此将馬克思思想劃分為若幹階段，他不僅站在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對“斷裂說”提出了質疑，還積極地對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局限性進行反思。馬爾庫什主張強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意義，反對把馬克思晚期思想視為早期思想在經濟學領域的簡單應用。在分析和界定馬克思思想的發展階段時，馬爾庫什認為必須留意馬克思不同時期對哲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态度的變化，在這一解讀模式下，《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物化和拜物教理論就不僅僅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異化思想的簡單延伸；馬克思對待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态度就不再是簡單的接受或拒斥，而是呈現為“基本拒斥——基本接受——批判繼承”的複雜過程。馬爾庫什關于馬克思思想發展階段和批判理論形式的論述，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和連續性，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馬克思不同時期思想的異質性。
一、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批判
同不少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馬爾庫什傾向于将馬克思的理論稱為“批判理論”，在消極意義上，意指對一切哲學意識形态的拒斥；在積極意義上，意指一種集體主體為了滿足需要而超越現實的趨勢。馬爾庫什将馬克思思想劃分為若幹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對應一種批判理論形式，第一個階段是《手稿》時期，對應的批判理論形式是“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批判”。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在《手稿》中大量摘引國民經濟學家的觀點，并非表明其理論素養不足，而是因為他“對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對是否可以對這些理論加以社會主義批判，持一種肯定的态度。”一方面，馬克思承認國民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内在一緻的描述（如揭示了利潤最大化這一經濟動機），正如恩格斯所言，國民經濟學是用“一個成熟的允許欺詐的體系、一門完整的發财緻富的科學代替了簡單的不科學的生意經。”另一方面，從人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馬克思強調國民經濟學是反人的、矛盾的，其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動機在提高生産力的同時也讓人淪為生産工具，并屈從于自己的創造物。這時，馬克思還沒有區分物質财富和價值，他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譴責資本家對工人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并認為這一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同國民經濟學家宣揚的勞動價值論是相反的、矛盾的。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财産的事實出發卻無力說明這個事實，因此它僅僅是一門發财緻富的科學，不是人類解放的科學。其根本錯誤在于，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描述成擁有自身發展規律的封閉系統，并認定該系統是天然合理的，具有一種非曆史的永恒性。基于以上分析，馬克思這時主要是從社會主義立場出發，運用哲學外在地批判和拒斥國民經濟學。
馬爾庫什敏銳地指出，馬克思在《手稿》中的哲學批判方法非常奇怪，他從工人和社會物質财富的對立以及私有制和異化的相互作用出發論證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這其實是從分配和剝削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試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但他走的是人本主義的哲學批判路線，不同于費爾巴哈的人學現象學，馬克思建構出了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社會現象學。馬爾庫什意識到馬克思批判方法的特殊性，但并未直接指認這一批判方法在本質上仍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倫理價值懸設，他誤以為馬克思這時已經成功跟随費爾巴哈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現象學唯物化、激進化。但事實上馬克思人本主義的社會現象學并不是科學的唯物主義，這也是為什麼馬克思要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以下簡稱《形态》）中放棄這種現象學方法，轉向一種經驗曆史分析的原因。馬爾庫什有一點是正确的，那就是馬克思這時并沒有真正理解國民經濟學，他雖然正确揭示了國民經濟學對私有财産保持沉默這一根本缺陷，卻未能充分理解國民經濟學非曆史性的根本成因，更未能從社會客觀矛盾的角度出發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按照馬爾庫什的解讀，馬克思将黑格爾直接感性确定性的主客體關系替換為可經驗的主體通過勞動改造世界的物質—實踐關系，現象學運動的終點不再是絕對精神的自我感知，而是社會創造者通過革命實踐活動改造和占有對象化社會的過程。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在改造黑格爾現象學的過程中讓自身的理論也充滿了張力，這突出表現為實在論的哲學導向與烏托邦的實踐導向的緊張關系。一方面，馬克思認為人是有限的、受動的存在物，因此人類必須要不斷進步，突破自身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為人對自然界的改造，即自然界的“退卻”。但是，人永遠無法徹底消除自然的外部限制，這就意味着人類解放不是要克服一切自然和社會局限性，達到所謂的絕對完滿狀态，而是喻示着不斷消除那些曆史性形成的阻礙人類個性實現的自然和社會局限性，即一種相對自主性的獲得。這種強調人的有限性和受動性的觀點就是哲學實在論。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具有一種烏托邦的實踐導向，他不僅預設了個體和類的完美統一，還強調共産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确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争的真正解決。”必須承認，馬爾庫什這裡強調的馬克思思想内部的張力确實存在，其實，《手稿》中存在着兩條異質性的邏輯：一個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人本主義的異化勞動邏輯，另一個是從現實描述出發的客觀唯物主義邏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是從後一個邏輯中生發出來的。
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思想的張力還集中體現在關于工人階級革命主體地位和曆史使命的論述中。衆所周知，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已将無産階級比作人的解放的心髒，認為這一普遍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在《手稿》中，馬克思從異化勞動理論出發，認為無産階級必然會超越異化的一般條件，消滅一切階級。但在社會經驗現實層面，“在真實的生活實踐和理論之間、在被喚醒的革命主體的實際狀況和理論的激進内容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換言之，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與真實的個人意識之間存在矛盾，尤其在普遍異化的條件下，階級意識成為一個可疑的問題。盧卡奇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他賦予階級意識特殊的重要性，認為它最終決定着每一場階級鬥争的成敗，“當最後的經濟危機擊中資本主義時，革命的命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是人類的命運）要取決于無産階級在意識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決于它的階級意識。”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對自己理論内部的緊張關系毫無覺察，正是對問題的持續思索引導出了新的批判理論形式。
二、以哲學為導向的批判的經濟學
馬爾庫什認為在1846-1847年的著作中，馬克思轉向了一種新的批判理論形式——以哲學為導向的批判的經濟學。在《形态》中，馬克思強調哲學要同經驗曆史科學相融合，對哲學和國民經濟學的态度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就哲學而言，馬克思認為哲學必須在曆史經驗材料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從現實的人出發闡明人類解放的實踐可能性。于是，他從唯物主義現象學分析轉向了基于唯物史觀的曆史分析，強調人類社會曆史的現實基礎是“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産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飛躍，馬克思不再立足于一種類本質的價值懸設，而是走向一種曆史性的語境，他不僅強調生産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還意識到特定的社會關系是人類社會基本的、不可還原的構成要件。這時馬克思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區分物質内容和社會形式，并将這種二分法作為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石。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同意盧卡奇關于總體性方法是馬克思思想核心的論斷，因為馬克思的确強調社會關系的基礎性地位，而社會關系毫無疑問是非實體的、動态的、總體的。總之，在馬克思那裡，“社會總體被理解為動态的變化的社會關系的系統，其中社會關系又是由相互聯系的、制度化的社會實踐所構成。”
就政治經濟學而言，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态度發生了重大轉向，“即從主體方面立足于無産階級政治立場對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直接否定轉向對它的基本肯定。”馬克思認識到創建一種無矛盾的資産階級經濟學是不可能的，李嘉圖等人的經濟學說（如勞動價值論）并不一定是虛假意識，作為片面的“科學體系”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正是出于對國民經濟學的“有保留的肯定”，馬克思并沒有立即創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是暫時依賴于李嘉圖的概念分析框架。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指出機器的運用會導緻工人工資遞減，“分工和采用機器的範圍越擴大，工人之間的競争就越劇烈，他們的工資就越減少。”這并不是馬克思的原創觀點，而是馬爾薩斯的觀點。二者的區别在于，馬爾薩斯認為工資下降具有鐵一般的必然性，而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經濟規律，僅具有曆史必然性，不具有絕對必然性和曆史永恒性。馬克思之所以要借用馬爾薩斯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想為早期的異化勞動學說提供理論支撐，即通過強調“物質财富排斥工人”，證明無産階級必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
馬爾庫什指出，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批判理論具有一個新特點，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采取了更加審慎和客觀的分析态度，這便與一切空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區分開來。就物質内容（生産力和技術）方面看，馬克思斷然不會發思古之幽情，即妄圖複活過去的某種理想化的社會秩序來實現社會統一，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分析的，“統一的恢複不是要通過破壞現代技術或者激發崇尚遠古情懷和鄉村白癡行為，而是通過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通過迫使社會做出最大的努力來完成對自然力量的統治。”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曆史的唯一出發點隻能是一定的現實生産力的發展狀況。就社會形式（生産關系）方面看，馬克思雖然反對雇傭勞動及其造成的不良後果，卻認為這種勞動形式不僅是客觀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就是打破了前資本主義社會狹隘的生産關系，實現了人與人交往關系的普遍化，使得“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強調了兩點：一是經濟範疇來源于生産關系，生産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又構成了特定的社會類型；二是生産關系将随着物質生産資料和生産力的變化而改變。空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最大的缺陷就是一方面将生産關系和經濟範疇永恒化，另一方面忽視人類社會發展要受到生産力水平的制約。
必須指出，馬克思此時還未充分意識到抽象的交換價值對人類個體形成的奴役，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仍然停留在總體性的曆史唯物主義哲學層面上，還未能從經濟學本身出發批判國民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社會，當然這種批判同《手稿》相比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依照馬爾庫什的分析，馬克思這時已經逐漸放棄個體與類直接同一的烏托邦思想，他不再抽象地從人的解放的角度談論共産主義，而是轉向對工廠生産計劃等現實問題的探讨。馬克思很清楚，未來人類社會決不能用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社會生産，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它意味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差别不在于産品的分配方式不同，即一個以市場為原則，另一個以計劃為原則，二者的真正差别是生産方式不同，因此必須在生産領域中尋找答案。當然，隻有當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後，這個問題才完全被澄清。
三、以哲學為導向基于曆史定位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
1848年革命失敗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深刻反思，他發現革命的成敗與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再生産過程有關。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準确把握李嘉圖經濟學體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創立一套有别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理論，就不可能真正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在馬爾庫什看來，馬克思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是《資本論》及其手稿，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将哲學的理性批判與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有機結合在一起。與《形态》時期聚焦于一般的物質生産不同，這時馬克思更關注剩餘生産和資本主義積累等問題，即圍繞資本主義再生産的一般趨勢展開論述。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正如國内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再生産理論并不是前期生産邏輯的簡單延續，更不是這一邏輯在經濟學領域中的簡單運用，而是對前者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馬爾庫什雖然認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大綱》）和《資本論》的基本框架相同，但卻認為《大綱》并不是《資本論》的綱要，因為二者分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批判理論形式。
在馬爾庫什看來，馬克思在《大綱》中區分了現實的勞動和真正的勞動，分别對應于必要勞動時間和自由勞動時間。馬克思批評斯密隻關注到現實的勞動和必要勞動時間，忽略了人們“也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安逸的需要”，即可以從事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其實，早在《手稿》中馬克思便提出真正的勞動應該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通過區分應然和實然，形成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張力，但這種将非異化的标準應用到異化社會的做法并不科學。馬爾庫什發現，馬克思在《大綱》中已不再從理想化的勞動（抽象的應然）出發，而是選擇現實的勞動（能有）作為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發點。在這一新的批判理論視域下，馬克思辯證分析了機器體系和科學發展對資本主義現實勞動過程的影響，他不再一味強調機器導緻工人失業和工資下降，而是更多地強調人對機器體系的依附以及對象化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他還特别留意科學作為異己力量通過注入機器對工人的控制和支配。馬克思這時已經意識到，無論是機器還是科學，統統都是資本的要素，正是資本構建出一種特殊的生産方式，令機器作為自動機不停運轉，讓活勞動成為生産過程不可或缺卻又極其卑微的要素。這是馬克思繼《手稿》中提出異化勞動理論之後，第二次從主體（勞動）出發關注異化和颠倒問題。但馬克思這時的分析方法已不再是人本主義的倫理價值懸設，而是更多地從客觀層面出發，分析抽象因素（力量）對工人的統治。與此同時，馬克思開始逐漸意識到異化對于“先有”而言是一種客觀的曆史進步，隻是對于“後有”來說才具有一定的對抗性和局限性。基于此，我們便可以理解馬克思為什麼要強調機器體系和科學的積極作用。在馬克思看來，自由勞動決不是某種應然之物或烏托邦，而是建立在機器和科學創造的物質财富基礎之上的能有之物。
馬爾庫什發現，在《大綱》中馬克思特别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異質性，二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人與生産力的關系上，就社會主義而言，“表現為生産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産力的占有，……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馬克思認為，隻要社會生産仍然囿于直接形式的勞動，勞動時間和交換價值就始終是衡量物質财富的标尺，人類就始終處于不自由的狀态。同時馬克思也看到，随着生産力的提高以及機器和科學的廣泛應用，工人的勞動時間将不斷減少，自由時間會不斷加大，這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進步性所在。馬克思這時已經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直接勞動減少與資本無限獲利的矛盾，即一方面資本“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将徹底解決這個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直接勞動将不再是生産的核心，勞動時間也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準。從本質上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産方式，對于社會主體而言，前者是一個有意識的、自覺的過程，後者則是一個類似自然規律的必然進程。總之，按照馬爾庫什的解讀，馬克思在《大綱》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體現了一種主體向度，但與《手稿》不同，這種批判理論又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客觀現實的科學分析之上的。從哲學邏輯上看，馬克思的思路恰好是“從價值主體到曆史客體再回到曆史主體”，或者說是“從人本主義的勞動規定到實踐，經過生産再回到科學的勞動規定”。
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批判理論發生了變化，其根本點在于，此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進趨勢是把熟練勞動簡化為簡單勞動”。簡單勞動意味着一種積極的可能性，一個人可以頻繁地更換工作，免于終身從事相同的職業，這使得消除舊式勞動分工和大幅度較少勞動時間成為可能。與此同時，馬克思對待價值規律的态度也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大綱》中他堅信社會主義必須廢棄價值規律，那麼在《資本論》中他則認為社會主義僅僅意味着廢除價值規律的某項功能——市場交換原則。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仍然是衡量生産所需的總費用的普遍尺度”。這就暗含了如下潛台詞：必要勞動（必然王國）是人類社會的基礎，将永遠存在。普殊同（Moishe Postone）認為這是一種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不是以特殊的勞動形式為基點，而是從無差别的一般人類勞動出發展開抽象分析。按照這一理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就成了一種外在批判，其重心從生産領域移向分配領域，對資本的批判就變成了對市場交換原則和私有财産的批判。而事實上，即便私有制被廢除，由特定勞動形式建構的抽象統治力量仍然淩駕于人之上。馬爾庫什顯然誇大了《大綱》和《資本論》的思想差異。無論是《大綱》還是《資本論》，馬克思的批判理論都既具有主體向度，也具有客體向度。馬克思意識到不能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僅僅歸結為資本家和工人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統治，在其根本層面，并不在于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而在于人們自己所建構的抽象社會結構對人的統治。”當然，《大綱》和《資本論》在批判向度上各有側重，前者傾向于主體向度，後者傾向于客體向度。
基于以上理解，馬爾庫什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的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而是二者的聯系。社會主義無非是變革舊的生産關系，以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關系直接體現了這一點。馬爾庫什的分析并不正确，表面上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确運用了一些實證主義的表述，但他并沒有放棄對資本主義物化現實的批判。另外，認為馬克思放棄了現象學的批判方法也不準确。馬克思隻是放棄了人本主義的現象學批判方法，當他運用《形态》中的唯物史觀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時，已經覺察到僅憑這一方法還無法徹底揭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本質，于是他再一次從主體（勞動）出發，建構了基于經濟學和曆史學研究的批判的曆史現象學。這是一種全新的、科學的現象學方法，它要求“超越資産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物化意識，在科學批判的起點上形成不斷透視物化現象、揭露颠倒的假象而接近社會曆史本質”。
馬爾庫什還指出，馬克思對無産階級革命主觀條件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在《大綱》中，馬克思認為工人革命的動力主要是激進需要無法得到滿足，激進需要并不是某種具體的需要，而是泛指一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形成卻無法被滿足的需要。按照赫勒（Agnes Heller）的理解：“資本主義需要結構的内部必然具有某種自身無法滿足的需要，這種需要是資本主義需要結構的内在方面，離開它們資本主義将無法運行，因此資本主義每天都再生産出這些需要。”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論述的重心轉向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生産規律，革命動機被定位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無法得到保障。上述兩種革命動機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根據，但它們并不是對立的關系，激進需要的革命動機着眼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實現人的解放，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物的依賴性的社會；基本生活需要無法滿足偏重于客體向度的經驗實證分析，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認定資本家一定會把工人的工資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就無法得到保障。可見，《資本論》和《大綱》隻是在論述重點上存在差異，二者更多的是互補關系，而不是對立關系。
更進一步，馬爾庫什将《大綱》和《資本論》的差異歸結為三點：一是研究框架和結構的變化。《大綱》是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原則組織的，《資本論》是按照從本質到現象的原則組織的。二是對形式和内容二分法的運用不同。《大綱》強調形式和内容的二分，認為内容（物質—技術進程）代表着人類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形式（社會規範和關系）代表着人類曆史發展的非連續性。而在《資本論》中，形式和内容的關系變成了一種形而上學。二分法不僅被用于價值和使用價值關系的界定，還被用于對使用價值和價值本身的分析上（如馬克思區分了人造物的有用“形式”和産品的自然基礎）。馬爾庫什認為，這一變化表明馬克思“力圖在社會經濟的形式和關系自身中發現那些曆史上穩定的、可以說是‘技術性的’結構要素”，并且這個趨向“與馬克思對一般價值規律的非曆史有效性的看法的變化不無聯系。”三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超越問題上存在差異。《大綱》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斷裂性，在這裡轉變意味着消滅必然和自由的對立；《資本論》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連續性，這意味着自由王國仍然必須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之上。換言之，社會主義不過是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資料的保障下繼續發展生産力，實現人的全面解放，而在這之前，人們要麼受狹隘的社會關系限制，要麼被抽象的力量統治。
馬爾庫什分析的上述三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屬于《大綱》和《資本論》的差異，但過于強調二者斷裂性的做法并不可取。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與從本質到現象的方法并不是對立的，馬克思的曆史現象學之所以科學，恰恰是因為它運用了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是異常複雜的，要戳穿物化和拜物教的假象，就必須把它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總體，這就必須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事實上，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隻是一種特殊的方法，決不能将之獨立化和誇大，而從現象到本質的方法也不是線性的、單向度的，要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必須不斷地從現象到本質再從本質到現象。關于第二點，我們認為《資本論》并沒有走向形而上學，恰恰相反，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反形而上學、反體系的。早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便已經得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一切重新建構抽象的哲學邏輯體系并以哲學來投射現實的企圖都是非法的，後來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馬克思一直貫徹這個精神，把哲學看成是一種方法論。從本質上看，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一種曆史性的方法，它反對将經濟範疇、生産關系、社會規律凝固化、永恒化，因此馬克思決不會尋找生産關系的穩定因素，更不會将價值規律非曆史化為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馬爾庫什顯然是誤讀了馬克思。最後一點必須澄清的是，馬克思把必然王國視為自由王國的基礎，這并不表明他混同了二者的差别，馬克思特意強調自由王國是在必然王國的“彼岸”，對必然王國的強調恰恰表明馬克思不同于空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因為他看到了曆史的進步性以及特定生産力水平對人類社會的限制。
然而，馬爾庫什站在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卻對《資本論》中的思想變化持批判态度。在他看來，這一變化意味着将社會主義建立在一切社會生産方式共有的基礎上，雖然較好地凸顯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卻導向了一種黑格爾主義的目的論，“資本主義社會的徹底轉變的可能性越是采取客觀必然的曆史趨勢的形式，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就越是具有終點論的意蘊。”。但事實上，隻有絕對意義上的必然論才會導向目的論，馬克思的必然論是一種曆史必然論，如他所言：“這種颠倒的過程不過是曆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曆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産力發展的必然性，但絕不是生産的一種絕對的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誠然，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時，通常會認為這種規律在客觀性上類似于自然規律，如他指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但這并不能證明馬克思是目的論者，在這裡，馬克思要強調的是該規律一定會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發揮作用，他并沒有說經濟規律是非曆史的、永恒的。馬克思之所以要力圖揭示這些規律，并不是要宣告人們可以無事可做地等待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而是要人們能夠自覺意識到規律，進而加速和延緩某個曆史進程的出現。可見，馬克思不是目的論者，更不是宿命論者。
綜上所述，馬爾庫什細緻分析和區分了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四種形式，并将馬克思思想劃分為若幹發展階段，這對我們準确把握馬克思思想的邏輯進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馬爾庫什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有兩點可取之處：一是把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視為一個整體，試圖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雙重話語中把握馬克思思想的邏輯演進，它試圖表明，馬克思哲學觀的進展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深化緊密相關，二者形成了一種螺旋式上升的互動關系。二是同時批判了馬克思思想史中的“斷裂說”和“連續說”，既強調了馬克思思想的連續性，又沒有忽視每個階段思想的差異。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馬爾庫什在一些地方誤讀了馬克思，這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