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空間正義理論自興起以來，一直集中于批判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生産所造成的空間資源和空間産品分配不公正現象，而對于其所導緻的不公正的生态環境後果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事實上，由于空間資源既具有空間屬性又具有生态屬性，在空間生産、分配和消費領域都蘊含着生态價值訴求。為此，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應該超越資本邏輯主導的空間生産，建構起一種規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新型空間關系的價值準則，即空間公正和生态正義的統一，代内空間正義和代際空間正義的統一，國内空間正義和國際空間正義的統一，旨在實現不同群體、不同地域在空間資源和産品分配上的公正合理，以及在空間利益獲得和環境代價與風險承擔上的權利義務對等。空間正義所訴求的空間和生态雙重目标要求未來我國的國土空間規劃必須确立以生态為基礎的整體性、長遠性規劃，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公正合理調配空間資源，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矛盾和利益沖突，确保人民共享空間發展成果。
關鍵詞：空間正義；空間生産；環境正義；社會主義空間正義
伴随着傳統社會向現代都市社會的轉型，傳統正義理論在面對空間生産和空間規劃所造成的諸多正義問題時逐漸失去了理論效力。現實空間矛盾的凸顯以及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共同開拓了正義理論的空間視域。空間正義範式的提出旨在調整和規範人們在空間資源的占有和分配，空間權益的獲得和享有上的不平等關系。可見，空間正義仍然關注的是社會領域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問題，是社會正義原則在空間場域中的展現。因此，我國學術界在探讨空間正義問題時，主要着眼于分析和解決城市空間生産所導緻的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沖突和矛盾。實際上，空間生産和空間規劃還會帶來環境污染、生态匮乏等環境問題，并進一步引發環境風險、環境危險物的不公正分配問題。由于空間是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的複合統一體，空間資源既是社會資源，也是生态環境資源，因此空間正義不僅要保障人們平等享有工作、居住、生活空間的權益，也要關注人們居住、生活的空間是否健康安全。基于此，本文試圖闡發空間正義所内含的生态維度，從而在空間和生态的雙重視域中尋求正義，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和社會的公平公正。
一、空間正義蘊含的生态價值訴求
空間正義理論興起的社會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城市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蔓延。城市危機根源于空間資本化，代表資本的精英階層運用其政治經濟權力占有空間，通過空間重組、空間規劃等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空間剝奪，造成整個社會在空間上的分異與隔離，加劇了社會資源占有與配置的不公正。傳統正義理論已無法應對和解釋城市空間生産所産生的深層異化與不平等問題，建立正義理論新的分析框架尤為必要，于是，一批學者試圖從空間視角來重構正義理論。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人不再把城市空間簡單理解為滋生不公正不平等的場所，而是深刻認識到城市空間是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空間生産和社會權力運作的産物，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資源和權益。因此，空間的生産、占有、分配、消費必須用正義的價值理念來進行規範。基于空間生産理論，空間正義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範疇和一種全新的價值規範得以成立。
空間正義理論試圖超越傳統正義理論對絕對正義理念的抽象論證，它不是從空間視角賦予絕對正義理念以新的内涵，而是為了指明非正義如何以及為何以空間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空間正義理論具有深刻的現實批判指向，是從空間維度聚焦資本批判，揭露資本主義空間生産的非正義性。這一研究路徑的轉變是對馬克思主義正義理論基本立場的堅持和發展。在空間生産的語境中，“空間”成為了産品和資源，空間産品和空間資源的獨特性決定了其與土地以及建基于土地之上的各種自然空間形态密切相關，這就決定了空間正義不僅要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社會關系，而且還要協調人與自然空間之間的關系。因此，空間正義的價值指向與生态正義的價值指向是一緻的，兩者之間有着深刻的内在邏輯關聯。我們可以從空間生産正義、空間分配正義和空間消費正義三個層面來具體闡釋空間正義蘊含的生态價值訴求。
第一，空間生産正義的生态意蘊。空間生産概念雖然是晚近才提出來的，但人類實際上一直在進行着空間生産，因為物質資料的生産過程同時也是生産、創造這些物質資料的空間形式的過程。之所以把空間生産同一般的物質生産區别開來，是因為空間生産的主要指向是生産物質産品的空間形式或空間屬性，具體而言，簡單的空間生産比如住宅房屋的建造，複雜的空間生産則是城市的規劃與構建。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的生産，在概念上與實際上是最近才出現的，主要是表現在具有一定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擴張、社會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間性組織的問題等各方面。”無論何種空間生産，其前提和基礎都是自然地理空間，人類通過對自然地理空間的開發利用生産出滿足人類需要的新的空間形式和空間産品。自然空間（山林、平原、河流、湖泊等）生态環境條件的優劣是影響空間生産水平和質量的重要因素，城市繁榮發展的程度與自然生态環境密切相關，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密集的地區往往是水文資源豐富，生态環境條件好的地區。可見，空間生産水平越高，創造出來的空間資源和空間産品就越豐富，空間正義的實現就越有物質保障，因此，自然生态空間是實現空間正義的前提和基礎。正義的空間生産應該是對自然生态空間的合理開發利用，從而保障空間生産持續良性的進行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和提升的空間需求。
第二，空間分配正義的生态維度。由于空間産品和空間資源兼具社會屬性和生态屬性，因此空間分配正義既涉及住房、交通、教育、醫療等空間設施的公平配置，也涉及綠地、公園、湖泊等生态空間資源的合理分配。空間分配是否正義不僅取決于人們所占有的空間資源、空間産品在數量和規模上的差異，也要衡量人們所占有的空間在環境和質量上的差别。20世紀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掀起的城市社會運動和環境正義運動正是對空間分配正義這兩方面訴求的現實寫照。城市社會運動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為争取實現住房、學校、醫療保健、交通等城市資源的公正分配而展開的鬥争，而環境正義運動則把鬥争的矛頭指向了城市弱勢群體所遭受的不公正的環境待遇。環境正義運動和西方主流生态運動在對“環境”的界定上具有本質區别。西方綠色思潮從籠統、抽象的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呼籲關注自然命運，熱衷于保護原生态環境和瀕危動植物，而對人類自身生存環境漠不關心。環境正義則是立足人的現實生存境況，揭露了在城市環境資源的分配中，富人憑借财富和特權來獲取良好的生态環境，而城市發展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則都由窮人來承擔，他們平等享有适宜生活空間和生态空間的權利被無情剝奪了。因此，環境正義對人們所居住的生活環境及工作場所的健康安全給予了充分的關注。“環境不隻是森林和濕地，環境也是所居住的地方。因而住房危機也應該被看作是一個環境問題。”由此看來，環境正義所訴求的是清潔安全的城市環境，是城市弱勢群體在環境風險、環境危險物的分擔和環境好處的分配上的平等權利。因此，環境正義與城市空間生産有着不可分割的關聯，生态環境空間的公平配置是空間分配正義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在生态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空間正義更應緻力于消除不同群體在空間環境和質量享有上的不平等，着力解決城市空間内部、城市與鄉村空間之間、全球空間等不同空間層次中的生态環境資源分配失衡和生态利益沖突問題。
第三，空間消費正義的生态理念。空間成為了産品，也就意味着它成為了人們消費的對象。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像其他商品一樣既能被生産，也能被消費，空間也成了消費對象。如同工廠或工場裡的機器、原料和勞動力一樣，作為一個整體的空間在生産中被消費。當我們到山上或海邊時，我們消費了空間。當工業歐洲的居民南下，到成為他們的休閑空間的地中海地區時，他們正是由空間的生産轉移到空間的消費中。”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空間消費需求不斷擴張，當前房地産業、旅遊業和休閑産業的蓬勃發展意味着空間消費已成為大衆消費的重要内容。空間消費品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尤為依賴自然生态空間，對自然景觀和生态空間的消費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自然生态環境。如果一味滿足人的無限的空間消費欲望，任由自然生态空間資源被提前消費、過度消費，那麼人類必将吞下自己所釀成的環境惡果。空間消費正義就是主張以公正、合理、适度的價值原則規範人們的空間消費行為和活動，變革人們的消費理念，實現空間消費與人自身、自然環境以及他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如何處理人們不斷增長的空間消費需求與有限的自然生态空間資源之間的矛盾是空間消費正義的重要主題。
總之，随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都市社會的來臨，空間生産在社會生産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強，空間生産與生态的關系随之日益密切。空間正義作為調節空間生産、空間分配和空間消費過程中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關系的價值準則，不僅要關注空間分異、空間隔離、空間剝奪等非正義現象，也要重視由空間非正義所導緻的環境非正義的加劇和惡化。對空間正義的生态價值訴求的揭示将為解決生态環境危機、環境和自然利益分配等問題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二、植根于資本主義空間生産的環境非正義
生産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生産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空間生産的非正義性。為實現資本增值和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空間生産逐漸确立了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在這一價值取向的指引下，空間生産呈現出非生态化的傾向，日益背離生态價值理念。一方面，個人主義原則導緻空間生産不斷突破和挑戰自然極限。私人資本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不斷擴大生産，消耗各種空間資源和生态環境資源，這種“過度生産”遠遠超出了人的發展的“必需”程度。另一方面，功利主義原則将自然空間變為資本增值的工具。自然空間僅僅作為資源和實現利益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對自然空間可以進行任意開發改造，而無視是否違背生态自然系統的内在規律。“自然在沒有任何‘第二自然’生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非人的土地上，被遺忘了。總之，資本主義空間生産對空間資源的過度消耗，對自然空間的肆意破壞導緻了資源枯竭、生态系統失衡、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危機，嚴重威脅到人類未來的生存和發展。
空間生産的非正義性不僅産生和制造了各種環境惡果，而且還進一步引發了環境非正義。對此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空間生産是服務于資本積累要求的，為有效規避環境問題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資産階級不惜犧牲窮人和下層人民的利益，将生态危機的惡果轉嫁給他們來承擔。資本主義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手段來維護和保障自身的環境權益：
第一，生态危機的空間轉移造成環境享有上的不平等。生态環境的優劣對資本積累來說至關重要。假如生産活動地點周圍是有毒有害、污染嚴重的環境，财産就會貶值，生産成本就會增加，反之，良好的生态環境則有助于吸引投資，擴大資本積累。而且良好的居住環境是衡量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标準。因此“富人不大可能‘不惜一切代價’放棄怡人的環境，反之，根本沒有能力承受損失的窮人則很有可能為了一筆微不足道的錢而犧牲它。”這也是為什麼資産階級可以輕易地将各種污染企業進行空間轉移的原因所在。即使在轉嫁生态危機的過程中遇到了抵抗和阻礙，大量的就業機會和補償款也會讓低收入人群聚集區屈從和接受。富人本是破壞生态環境的始作俑者，他們應該承擔首要的責任，但他們卻憑借資本霸權将容易産生污染和有毒有害物質的工業産業向貧困和低收入人群聚集區進行空間轉移，使他們不公平地遭受環境危害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其本就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富人占有和享受着清新的空氣、潔淨的水質和優美的風景。
第二，自然資源的私有化造成自然空間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水、森林、石油、礦産等是人類進行生産和生活的重要自然資源，本應屬于資源所在地人們共有和共享。但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私有化确認了在自然資源上私有财産權的合法化。于是，資産階級将空間生産擴展至全球，通過在全世界範圍内的空間布展和空間重組，塑造了等級化的全球空間秩序，從而不斷在國内外獲取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開采權，大量侵占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的自然資源，地球上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基本都被富人所占有和控制。不僅如此，他們還為自己的掠奪行為進行辯護，認為隻有實現自然資源私有化才可能真正有動力去保養和維持自然資源的生态條件，宣稱“出于環境理由無償地剝奪私有财産權是不公正的，确保土地恰當利用的最明智的和最好的組織形式是高度分散的财産所有民主制。”對此，哈維批判道：“财産所有權的模式在生态上是混亂的，在社會上是不平衡的。”土地開發商、資源開采者對自然資源的占有造成了資源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嚴重威脅到窮人和邊緣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他們也不可能比集體更有遠見和智慧來科學合理開發自然界，私有權的存在也增加了建立任何關于全球環境治理協議的困難，因此自然資源的私有化隻會使環境朝着非正義的方向發展。
第三，強加于環境利用之上的短期合同邏輯嚴重破壞了貧窮落後國家的生态環境。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模式是以靈活性和流動性為特征的，短期合同成為推動資本和勞動力在全球自由流動的有效手段。被納入資本和市場軌道的自然空間生産同樣也青睐于短期合同，在對自然資源的開采上，“對短期合同關系的偏愛給所有生産者造成壓力，他們要在合同期内盡可能地攫取一切。”為了在短期内高效的開采資源，同時受到高度耗費能源的消費主義的鼓吹，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面臨着過度開采和開發的嚴峻壓力。而這一壓力被資本主義傳導給了那些貧窮但擁有大量自然資源的國家和地區，在獲取外彙的誘惑之下，這些國家被迫允許大規模短期采伐，從而使自身的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被肆意破壞。
綜上所述，在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空間生産從城市擴展至全球，空間剝削的對象也随之從資本主義城市内部的弱勢群體遍及到所有落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空間剝削的形式也随之從對人們生産、生活空間的掠奪擴張至對生态空間的破壞。空間非正義現象的日益蔓延和惡化對空間正義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空間正義的論域應從城市空間正義擴展至全球空間正義。既要探讨城市居住空間差異化、等級化等城市空間資源分配不公正的議題，也要關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空間資源的剝削掠奪以及空間危機和生态危機的轉嫁。另一方面，空間正義應兼具空間視角和生态視角。空間非正義所指向的生産、生活空間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平等，不僅包括人們所占有的空間資源、空間産品在數量和規模上的差異，也包括所占有空間在環境和質量上的差别。因此，空間正義的實現不僅要着力解決住房、交通、教育、醫療、貧困等傳統城市問題，還必須訴諸于生态環境資源公正合理的分配以及保障人們工作、生活、居住空間的健康安全。顯然，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空間生産是不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也不可能實現空間資源的公平配置，保障所有人的空間權益不受損害。隻有将資本主義空間生産變革為社會主義空間生産，才能真正實現空間正義。
三、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的雙重價值訴求
西方空間生産和空間正義理論對于我們開展社會主義空間生産實踐，追求社會主義空間正義具有積極的借鑒和啟示意義。社會主義空間生産的本質不是服務于私人資本，而是以滿足人們群衆的空間需求，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屬。因此，社會主義空間正義就是要建立起公平正義的空間分配結構以保障人們平等享有生産、生活和生态空間。這一價值訴求要求社會主義空間生産應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統一。在空間産品的供給方面，以綠色、高效、安全的方式對國土空間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為人們提供豐富優質的空間産品和生态環境。在空間産品的分配上，既要立足社會正義保障不同社會群體在空間資源和産品分配上的公正，又要立足環境正義實現不同社會群體在空間利益獲得和環境代價與風險承擔上的權利義務對等。可見，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是試圖在空間生産過程中建構起一種規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新型空間關系的價值準則，其價值訴求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旨在實現空間公正和生态正義的統一。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指向的是社會主義空間生産實踐中的公平和公正，空間公正是其本質内涵。實現空間公正就是要保障所有公民作為居民不分貧富、種族、性别、年齡等都享有基本的空間權益。所謂“空間權益”是指“公民在居住、作業、交通、環境等公共空間領域對空間産品和空間資源的生産、占有、利用、交換和消費等方面的權益。”基于此，以往我們在對空間公正的探讨中，重點關注的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所導緻的城市底層群體生存空間被侵占排擠，空間權益被剝奪的非正義現象，着力協調化解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矛盾和沖突。殊不知，空間既具有自然屬性，又具有社會屬性，既是自然資源，也是社會資源。人類的生存發展、社會的公正進步既有賴于城市空間資源的生産和配置，也維系于自然生态環境的改善。因此，社會主義空間正義必須實現空間公正和生态正義的雙重目标。在空間正義的視域中追求生态正義主要涉及兩個層面：其一，社會主義空間生産實踐不能以破壞自然空間環境為代價。空間生産所提供的空間産品和空間資源是實現空間正義的現實基礎。空間生産效率越高，生産力越發達，創造的物質财富就越豐富，人們享有空間産品和空間資源的機會就越多。可以說，沒有效率，公平正義就喪失了賴以實現自身的物質基礎。對于城市空間生産來說，如果将高效率狹隘理解為城市規模和速度的擴張，那麼，城市空間的急劇膨脹就會破壞生态自然條件，消耗大量的土地和能源資源，各種污染物排放量激增，造成大氣污染、交通擁堵、垃圾圍城、水資源短缺等生态環境問題。以巨大環境成本為代價的城市空間生産顯然背離了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的初衷，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空間都陷入了生态危機，何談公正平等的分配？因此，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理應包含着可持續發展的生态訴求，公正高效的空間生産應是通過有效率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減少或消除空間生産活動中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其二，社會主義空間正義要實現人們在生态空間資源分配和環境風險分擔上的公平公正。如果說前一層次是強調實現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正義，關注自然環境對空間生産的制約作用會妨礙空間正義的實現。那麼，後一層次則是強調在生态空間資源分配問題上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正義。環境問題和生态危機不隻是人與自然之間矛盾和沖突的結果，它實際表征的是以自然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尋求生态正義就不能隻關注自然界的命運，而不關注人類自身的命運，西方生态主義的局限性就在于謀求的是抽象的人類與抽象的自然之間的抽象的正義。社會主義空間正義謀求的是空間生産中的正義，因而城市環境就成為了生态正義考量的首要問題。大自然和城市環境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相對于自然界這個“大環境”，健康安全的工作、居住、生活空間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更具有直接現實性。因此，環境利益是空間權益的一項重要内容，社會主義空間正義不僅要保護自然生态環境，更要保障所有人都平等享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生活空間，防止和避免社會弱勢群體成為環境風險和代價的承受者，受到不公正的環境待遇。
第二，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旨在實現代内空間正義和代際空間正義的統一。以生态思維方式來看待空間生産，就會認識到生态空間資源不是無限的，大多數都是不可再生和不可移動的，空間資源的生産和分配就不能隻考慮當代人的需求和利益，還應充分考慮到如何保證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代際公平。就代内空間正義而言，是指保障同時代的所有人，不分地域、民族、性别、階層、年齡等差異都能平等的享有生産和生活空間資源、空間産品的權益。構建起公平正義的空間分配結構，使空間資源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進行合理布局和配置，從而促進區域空間、城鄉空間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就代際空間正義而言，指涉的是當代人與後代人公正分配空間資源的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在空間正義問題上的集中反映，強調空間資源的開發利用不能損害後代人所應享有的發展權。由于國土資源是有限的，當代人如果無限制的進行空間擴張和空間生産必然會造成下代人國土空間資源可用數量的減少甚至枯竭；當代人如果對國土資源進行破壞式開發，必然造成國土資源質量下降，生态環境脆弱，工作生活空間條件惡劣，影響下一代人的健康持續發展。因此，社會主義空間生産“既要支撐當代人過上幸福生活，也要為子孫後代留下生存根基。”
第三，社會主義空間正義旨在實現國内空間正義和國際空間正義的統一。以空間視野來看待空間生産，就會認識到生态空間資源分配不公和環境風險分擔不對等問題不僅存在于城市空間，而且伴随着空間生産的全球化而擴張至全球空間。資本全球化塑造了中心—邊緣的全球空間生産等級格局、不平等的空間分工以及非對稱性空間交換關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這一不平等的全球空間結構，一方面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空間資源，破壞其生态環境；另一方面将生态危機進行空間轉嫁，把容易造成污染的企業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承擔環境風險的代價。面對全球空間生産，社會主義空間生産既要順應時代潮流，又要努力颠覆和超越資本邏輯，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的價值原則要求我們不能隻僅僅着眼于處理好國内空間生産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在環境利益享有和環境風險承擔上的不匹配不公正，也要緻力于打破不公正的全球空間格局，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空間資源、生态資源上的平等分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空間治理、環境治理中所擔當的責任義務的平等公正。
四、基于空間公正和生态正義的國土空間規劃
公正合理的國土空間規劃對于社會主義空間正義價值目标的實現具有關鍵意義。這是因為，國土空間兼具空間屬性和生态屬性，國土空間既是空間生産又是生态文明建設的物質載體，其空間結構和空間布局是否公正合理不僅對空間資源的公平配置也對生态環境産生深遠影響。因此，未來我國的國土空間規劃必須确立以生态為基礎的整體性、長遠性規劃，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公正合理調配空間資源，統籌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與社會的平衡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國土空間規劃不斷成熟完善，越來越關注強調公平、公正和生态環境問題，但離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的價值目标尚有很大差距。當前我國國土資源的開發利用中普遍存在着嚴重的區域剝奪行為，“這種行為主要是指強勢群體和強勢區域基于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強制手段掠奪弱勢群體和弱勢區域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項目、政策偏好、生态、環境容量，轉嫁各種污染等的一系列不公平、非合理的經濟社會活動行為。”結果是既破壞了自然環境，又導緻了空間資源的不公正分配。具體表現為：第一，不同地域空間中人們享有的空間權利的不平等。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剝奪、城市對農村的剝奪、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剝奪使優質空間資源和生态資源都流向了強勢地區，這些地域空間中的居民無論是在享有空間産品和生态資源的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弱勢地區中的群體。第二，同一地域空間内部居民空間權利的不平等。在城市擴張和更新改造進程中，房價被不斷拉高，同時大量的城中村、棚戶區、簡易房被拆除，城市中的農民工、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的居住空間被不斷剝奪和喪失，由此造成了城市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在居住空間權利上的嚴重不平等。第三，不同地域空間、不同群體對空間環境和質量享有上的不平等。國土資源的開發利用中，生産空間對生活空間、生态空間的擠占緻使耕地面積銳減，生态系統脆弱，環境污染嚴重，城市發展完全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國土空間開發的環境風險和生态代價則都由弱勢地區和弱勢群體來承擔。總之，愈演愈烈的空間剝奪不斷加劇着國土空間開發的失調和國土資源配置的失衡，進一步強化了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在空間上的對立，結果是社會矛盾和生态環境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未來我國國土空間規劃的任務主要是協調各種空間關系，解決空間矛盾和生态利益沖突，維護社會公正。為此必須把平等原則、效率原則和補償原則貫徹到空間生産和空間分配領域。具體來說：第一，國土空間規劃在對空間資源進行布局時應大力扶持落後地區，關照弱勢群體利益，從而保障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在占有和消費空間資源上的平等權利。為此，通過加快推進公益性基礎設施、公共空間建設和環境保護設施建設，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空間質量。第二，必須堅持有效率的公正和有公正的效率，“要把提高‘效率’與增進‘正義’放在總體上、平等一緻的地位上來考慮。”要實現空間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最優化，必須以經濟、社會和生态效益為指标進行綜合考量和評估。以适度集聚開發作為國土空間開發的主導方式，節約集約利用國土空間資源。通過集聚産生出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從而節約能源資源耗費，提高資源配置和運行效率，減輕生态破壞與環境污染。第三，補償原則。國土空間的開發利用過程并不是一個利益均沾的過程，某些地區和人群享受空間規劃所帶來的益處的同時，另一部分地區和人群則承擔了生态環境代價。為保障利益受損區域中人們的生态權益，必須建立健全以“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複，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的生态補償機制。通過建立健全轉移支付、生态補償等制度對空間資源輸出和生态環境受損地區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綜上，空間資源作為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複合統一體，其生産、規劃、配置是否公平合理對于實現空間公正和生态正義都會産生深刻影響。正是基于對空間正義和生态文明内在邏輯關聯認識的不斷深化，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緻力于構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公正和諧的空間關系，确保人民共享空間發展成果，滿足多元化的空間發展需求，實現美麗中國的理想空間格局。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0年第1期